伊斯兰教批判

在这种要求直接进入世俗政权成为“体察社会的社会体系、物质体系、精神体系、文化体系、政治体系、军事和经济体系的意识形态”的“代治”下，经典灌输给穆 斯林刚性的立场是：“不信真主和末日、不遵真主和天使的戒律、不奉其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你们当与他们作战,直到他们规规矩矩地缴纳人丁税。”(古兰 经9:29)；对不奉其道的人：“真主要把恐怖投在不信道者的心中”(古兰经3：151；8：12；59：2）。由此发出号令：“你们要讨伐邻近你们的不 信道者，使他们感觉到你们的严厉”（古兰经9－123）最好的穆斯林是那些用将锁链扣着人的颈项直到他们接受伊斯兰的穆斯林。(布哈里圣训 6：60：80)。

那些“不信道"的人，就是穆斯林常常诅咒的那些不信幽玄,不敬畏安拉的卡费勒们。这些卡费勒，从伊斯兰教的宗教意义角度看，是可恨的，并且不能认做有一般 社会意义上的“人”的资格存在，无“人”的任何尊荣：以物配主者（指任何拜偶像的宗教）只是污秽”（古兰9－28），而这种像牲畜一样饮食“污秽”的动 物，与信徒相比，哪怕作为单纯个人生命权都不具备：“若一个穆斯林杀死一个非穆斯林，不需判死刑”布哈里圣训（4：52：283；9：83：50)——在 拒绝了非穆任何平等的人格特征后，在鲜明的经训意识形态立场支持下，那些视为“像牲畜”的卡费勒理所当然与任何“代治”无缘。

既然谁不依真主律法治理大地违反教义，不信教的人，就是超越安拉法度的不义者，是安拉与使者要为之宣战的敌人，自然也是所有穆斯林的敌人。因为“信教的人 们啊！没有买卖，没有友谊，不许说情的日子降临之前，你们当分舍我赐予你们的财产。不信教的人，确是不义的”。古兰〔254〕背离真主，任何人之间的私情 友谊在复活日的法度面前是不存在的，是应该抛弃的。而且，"信道的人们啊！如果你们真是信士，那末，你们当敬畏真主，当放弃余欠的利息。如果你们不遵从， 那末，你们当知道真主和使者将对你们宣战。如果你们悔罪，那末，你们得收回你们的资本，你们不致亏枉别人，你们也不致受亏枉"（古兰278——279）这 样，就以神启的形式，规定了穆斯林与非信徒，不会存在真正精神上意义的平等与友谊，同时在“入世”的现实中，“真主绝不让不信道者对信道的人有任何途 径”。(古兰经4:141)非穆，不仅在出世的天国里没有“途径”，入世的世界中，只能是“代治”与“被代治”，鄙夷与被鄙夷的关系。即使“回归”到被很 多穆斯林百般反复称道“纯正的伊斯兰”前三代，非穆在经训里既找不到与穆斯林友谊的平台，也找不到有尊严。

实质上这系列经训是宣战书，真主让确信幽玄,谨守拜功的敬畏者——穆斯林，成为代理真主治理大地的政治代言与代治者，并对不信道的“卡费勒”进行征服，他 们的旗帜上写着这样广义而恐怖的文字：穆罕默德和欧麦尔命令穆斯林征服异教徒的国家，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只敬拜安拉或交纳人丁税。(布哈里圣训 4：53：386);从而以神启的主命，拒绝了与非穆平等，界定要穆斯林对卡菲勒的统治,而卡菲勒绝不能领导穆斯林的入世规范。试问，没有平等，哪来的和 平？

启示的神圣性增强了教法规定的严肃性和约束力，对真主的虔诚须贯彻在社会、政治、道德伦理中，穆斯林是真主在大地的代治者——主权皆属真主，平等只存在穆 斯林之间，实行伊斯兰沙里亚法就是服从安拉的诫命，来自入世而政治化的“神”的强迫，向穆斯林指明，穆斯林“违法”首先意味着对真主启示的“抗命不遵”， 构成不可宽恕的“重罪”，即无论与现实有多大的冲突也要达成信仰原则的法制要求。任何形式、种类和方式以人的政权统治皆为非法，必须反对和抵制。从这个意 义上看，这是在否定了不同族群、信仰与文明的平等权后直接对一切世俗的、政教分离的国家体制与民主程序的公然宣战，是对一切非同一文化传统的民族自决权的 宣战，因此，以信仰出发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律法（沙里亚）体制,对非穆进行“圣战”完全是由伊斯兰教经训本质特性所决定。无怪乎当代格尔达威们要坚持 沙里亚法。恐怕非伊斯兰社会一天不在宪法里面规定沙里亚法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对其“高贵”的信仰的轻诲和不敬，就是直接的冒犯和压迫。无疑，这 是一个完全政治化、权术化、厚黑化的“宗教”。

欧麦尔法典、格尔达威推崇备至的沙里亚法以及那些令人作呕的种族隔离与种族压迫的律令，哪怕一个稍具中正感的穆斯林，都应为此感到脸红与不安，而那些为其 摇旗呐喊，擂鼓助威的人则正是恐怖主义的追随者！持这样的立场，如其双重扭曲的平等观依然大行其道，如其“代治”权力继续独断，永远不会迎来他人的心平气 和，永远不会得到那些无辜的非信徒的认可；如果不将拒绝了非穆的平等权这种立场理解为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和范围限制所指的特定的律法体系，如果无明确的措施 表达对不同传统文明的尊重，这种让非信徒丧失了在现代民主和法制社会中应具有的最基本的人身保障和政治参与权利的“普世”法典，非穆能否与之找到一丝共同 价值？——非穆无法企望来自伊斯兰任何真正精神意义上的一丝和解。这样的教律难道该占领普世道德的制高点？以这样的思维指导与对待一切世俗法律社会，哪来 的和平？

这一切，均表明，伊斯兰不是宗教，而是以宗教为外表以取代世俗政权为目地的政治组织。

十三、由“代治”引发的的裹胁性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断言：“我们的时代在特别程度上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受到批判。……只有受得起自由和公开的考察与考验的东西，理性才给以真诚的尊敬。”笔者愿以此考察伊斯兰的经典构成的信徒精神理性与裹胁性。

经典构成的信徒精神来自由代治引发的的裹胁性，其中首先来自经训的裹胁性：“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古兰4：59)“谁服从使 者，谁确已服从真主。”（古兰4：80）“以没落的星宿盟誓，你们的朋友，既不迷误又不迷信，也未随私欲而言，这只是他所受的启示”（古兰53：1—4）

古兰经依序确立了圣训不谬，仅次于《古兰经》的立法地位与对古兰的诠释地位。作为一名穆斯林，其标准是扼守教律，思维逻辑须建立在认主学与对经训坚信的基础上，不坚持教义，则不符合信仰虔诚，所谓“经训来到，理性无效”。以此构成极端的思维方式。裹胁性分为几个方面:

1：服从的裹胁性。因为“你们是为世人而被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你们劝善戒恶，确信真主。”（古兰3：110）在真主面前，最优秀的信徒就是卑微而谨遵主 命的奴仆，只须虔诚执着确信真主，不须问为什么，在这种盲目的最终困在对信、信仰的推崇中，带来的不仅是个体主体性丧失。而且是认知能力的丧失，从而在当 以信仰的虔诚认做信仰的权利而排斥非穆时，构成了粗暴的侵犯——当有人说穆斯林与非信徒生命权平等，他们会说“不！”，因为“若一个穆斯林杀死一个非穆斯 林，不需判死刑”(布哈里圣训4：52：283；9：83：50)；当有人说科学知识,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他们会说“不！”，因为穆斯林“必修的学问 有三类；明确的天经，耐久的圣训和端正的继承学，除此而外的都是副科”。（圣训经18页）一句“副科”将科技与创新打入冷宫；对于新生事物，同样说 “不！”因为“你们当远离新生之事物，凡是新生，就是异端，凡是异端，就是迷误”(伊玛目艾哈买德收录在他的《素莱尼》第1册第435页）。“谁在我们的 这个事务中新生了某一事物，那是不被接受的。”（《布哈里圣训集》收录在第2697段《穆斯林圣训集》收录在第1718段）；当有人说利息具有重要的经济 杠杆作用，他们会说“不！”因为“吃利息的人要象中了魔的人一样，疯疯癫癫地站起来，这是因为古兰经说：‘买卖恰象利息。’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利息。” （《古兰经》２：２７５）；如果有人说某件光鲜的衣服好看，他们会说“不！”因为：“你们当穿白色衣服，的确它是你们最好的衣服。”穆宛塔圣训集870； 如果有人要画画，他们会说“不！”因为绘制、造化人物、动物形象形体是清高的真主独有独享的权利：艾布·胡莱勒传述的圣训：“在复生日，从火狱出来一种狰 狞的大蟒，它说：‘我是被责令招待三种人：举伴真主者；暴君；画像者。”当你养个宠物，他们会根据圣训说：“天仙不入有像、有狗和无大净者的屋子”；如果 有人说天空是蓝的，只要经训反对，他们同样会说“不！”；如果有人说猪肉可以吃，他们会说“不！”，因为有这样的启示：“在我所受的启示里，我不能发现任 何人所不得吃的食物；除非是自死物，或流出的血液，或猪肉――因为它们确是不洁的――或是诵非真主之名而宰的犯罪物。”（《古兰经》6章145节）；如果 有人说鱼在海里生活，只要经训反对，他们也会说“不！”；如果你认为男女应该律法平等，他们会说“不！”因为经典有云：“一个女子的证词一个男子的证词的 一半，或两个女子才能等于一个男子的证词”（古兰《筵席章》第38节）；如果你认为男女交往很正常，他们会说“不！”，因为有圣训说：“注视与自己没有任 何亲戚关系的女性，本身是大罪。（圣训精选400句25章）“在我这个时代以后，男人决不能跟外女人私会，除了同他另有其人，或两个男人外”（伊本·欧麦 尔传述圣训49）；如果你认为妇女有时因身体不适有拒绝丈夫的权利，他们会说“不！”，因为“如果一个丈夫叫妻子性交，而她拒绝，引致他愤怒地入睡，天使 (天神)会诅咒她直到早晨”(布哈里圣训4：54：460；7：62：121)还有欧麦尔的传述：先知说：丈夫打了妻子，不必问为什么。——艾卜·达吾德 利雅德圣训·谨慎（4）68。而当你要唱歌，他同样会说“不！”因为忘记知感真主的歌均为非法，艾布·阿米尔和艾布·玛力克。艾史尔里传述说：“我的民族 中确有一伙人认为，行奸、穿丝绸（指男子穿）、喝酒、听歌曲…是合法的”（《布哈里圣训实录》103或请参阅《法台哈里芭勒》10/51）；当你要去卫生 间小解，他会要你背对麦加，蹲着效法圣行：阿卜杜拉之子扎比尔的传述：穆圣曾禁止人站着小解。哈尼之子舒莱哈的传述：阿伊莎说：“谁告诉你穆圣站着小解， 你们不要相信，我看见穆圣蹲着小解。”艾布·胡莱勒的传述：穆圣说：“坟墓最多的刑罚，是对小解不检点。”

这种服从的裹胁性，直接带来的反世俗化、现代化的裹胁性。

非穆世界远不是经训所表达的理想国，既然强调那些“以物配主者（指任何拜偶像的宗教）只是污秽”，古兰（9－28）既然非信徒不具备“人”的尊严特征，自 然不会认为他们是有生命意义的“人”而存在，而“最好的穆斯林是那些用将锁链扣着人的颈项直到他们接受伊斯兰的穆斯林”(布哈里圣训6：60：80)这意 味从伊斯兰的法制观出发，用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一切手段来对一切“现代蒙昧主义”和不符合伊斯兰律法原则的“非人”国家和个人并进行“代治”的合理性;也 就是说，只要是非伊斯兰传统社会就侵犯了“代治”，就是对自己不公，就造成了对伊斯兰的伤害。因此，他们总会凭自己的感情这种无法量化的东西，在非伊斯兰 传统社会里诉求无止境的权利：它今天可以以别人烧书伤害了感情要求权利，明天就以别人吃肉、喝酒伤害了感情，然后银行存在利息伤害他感情，然后唱歌伤害他 的感情，然后雕塑伤害了它的感情，然后一夫一妻制伤害它感情，然后男女混杂伤害了它的感情，然后自由通婚伤害它感情，然后不戴白帽、头巾、面罩伤害它感 情，然后不礼拜伤害它的感情，然后改变信仰伤害它感情，然后画画伤害了它感情，然后居然根本不信YSL伤害他感情，然后。。。。可是他们经典公认将他人正 常食用了几千年的食品称作不洁之物，算不算伤害他人的感情呢？这些受到感情伤害的人们，又该怎么样要求自己感情的权利呢？然而穆斯林却轻描淡写说这是律法 宗教的特殊性！

这种视社会基本道德良知不顾，毫无道理的将他人的习俗贴上肮脏、丑恶的标签，谓之自己的生活规范来自天启，饮食习俗贴上清洁，高尚，清真、正义这些光鲜漂 亮的词汇，并标榜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生拉硬扯硬给人类订规矩，真以为自己攀上那个文明的高枝而去看待所谓的野蛮，肆无忌惮的指责他人的生活方式，仿 佛要执掌代表人类饮食文明规范的话语权。然后说一套做一套，喋喋不休评判别人、限制别人，却绝不接受别人评判自己、限制自己，如此霸道荒谬的双重标准，正 说明当下，所谓律法宗教的特殊性已经成为丑化他人、干涉他人、谋取自身利益的借口和工具，事实上，正在成为替宗教极权主义鸣锣开道的隐形的政治口号。

这种蛮横的说教，这种用“仇恨”凝结的意识形态培养的只能是对经训唯唯诺，对非伊斯兰社会无比仇视，给人刚愎阴霾，心怀腓侧特征的人。处在非穆斯林的主流 社会里，持“代治”理论与意识形态的信徒，将在与非穆的精神对抗中渐渐长大，他们坚信伊斯兰的正义、真理，坚信穆斯林的伟大和正确，又这和其现实处境严重 不符，他们对现代理性与社会生活的排斥，得到的是边缘化，潜意识中总会莫名的感到冤屈，感到不满，日诵夜读的教义让信徒们将“代治的”沙里亚思维凌驾于一 切非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可在其经典里非穆无法作为一个“人”的意义而存在，因此可无视与践踏一切世俗法权与道德规则也就顺理成章。这样，他们无法正确平等 的面对任何非伊斯兰的政治体制和律法程序，更无法正视常规理性、多元文化，如饮食文化、酒文化、服饰文化甚至音乐文化，拒绝了对非穆世俗律法与人权的尊 重，并以此形成了以牺牲世俗法律为代价的伊斯兰生存常态。

这种顽固的自我状况永远地告别了智慧、客观、勇气等更为优秀的东西,实践证明，一种意识形态一旦离开了科学与文明的发展观，背离了基本的常规理性，结果只 能是严重阻碍社会的进步，而伊斯兰那一系列今日看来令人啼笑皆非无法与时具进的经典、律令与告诫，显然是反人类、反人道、反平等、反文化的，而将其作为一 种直接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普世的”法学系统与习俗的依归，绝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结局——只能是倒退，是与文明与理性的隔阂越来越大，引发的社会 矛盾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尖锐。

2：由“习俗”带来的裹胁性。经训将用于修行者的主命与副功拜的规范强行推广到民间信徒，将宗教虔诚贯彻成为习俗，使生活习俗和宗教虔诚超紧密联系起来， 形成习俗化、习惯化的软制度，从而以“习俗”达到思想控制。而当“习俗”成为一种世俗，当世俗成为一种潜规则，当潜规则成为一种利益。大多数人从被迫接受 到完全服从，再到积极的追逐者，即使内心都知道错了，也不会去试图改变，只会盲从，最终堕落成为某种习俗利益的守护者。任何想触动这些习惯、世俗、潜规则 的举动，都涉及到绝大多数信徒的利益，这就是难以理清裹胁与习俗的关键所在。《古兰经》中告诉穆斯林时刻要铭记：“我（真主）比他的命脉还近于他。” （《古兰经》50:16）这种信仰“习俗”来自多方面，不仅仅是每日的“五功”，每年的斋月持斋等主命，而副功更是将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日每时须贯彻到细 微处，日深月久使之变成生活习惯。信徒的一切存在的终极依据只能从安拉法度形成的习俗里寻找。因此，信徒的一切行为和体验都应同安拉相联系，任何行为中不 能没有“安拉。例如，未以安拉之名而宰杀的即使是牛羊肉是非法的食物；酒精会对人脑产生麻痹作用而忘记安拉，视为非法，一个人痴迷音乐忘记了安拉，那是非 法的。安拉的迹象贯穿于穆斯林生活的任何一个细微的方面，如吃饭、喝水、睡觉、穿衣、如厕、乘车、行走、说话、一个不经意的微笑，甚至一个小小的喷嚏都要 感赞安拉。穆斯林吃饭前以安拉的尊名开始，以赞颂和感谢安拉结束；当穿上衣服时与安拉的联系：“感赞安拉，他使我穿上这衣服，我本无法无力。主啊！求你赐 我它的好处，保护我免遭它的害处。”睡觉和醒来都有与安拉相联系的方式，去市场时先祷词：“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独一无偶，国权归主，赞美归主，他永 生不灭，掌管生死，掌握福利，无所不能。”甚至是合法夫妻的性行为也被视作一项宗教功修而联系到主那里：“以主的尊名。主啊！让恶魔远离我们，远离你所赐 予我们的幸福。”

这种无所不在的精神控制在于培养信徒彻底盲目的虔诚，并涵括了信徒的全部生活，经典恐惧的“洗脑”将使信徒因害怕不敢对教门反思与置疑，结果是越虔诚，就将越极端。

3：信徒是一家的裹胁性。穆斯林将世界划分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两个对立的阵营，穆斯林都同属于以信仰为基础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共同体——“乌玛” (Um·ma)并以此利益作为判断是非、表明立场的依据，因为：“一切穆斯林都是兄弟，你们当排解兄弟间的纷争”（古兰经：４９：１0），“信士间相互的 友爱与同情就如同一个人，当他的某一个器官患病时，他的整个身子都会发热、发烧、并为之彻夜不眠。”（布哈里·穆斯林圣训实录·努阿曼·本·白锡尔传 述）。通过这些圣训的告诫，使穆斯林不承认历史形成的任何国家边界与民族分布态势，持非历史范畴的审视观使其认为信徒之间同属一个民族，拥有同一种文化, 信仰同一种宗教，争取把世界穆斯林统一起来建立沙里亚体制的伊斯兰国家“乌玛”(Um·ma)就成为共同的理想并。而持这样的立场与国际视角势必将凌驾于 各独立国家权益之上，凌驾于整体民族之上，凌驾于世俗律法之上。这意味着穆斯林将每个独立的非穆斯林国家根据本国律法自主处理宗教事务视为对伊斯兰教义的 干涉，并由此做出情绪化过激反应；它使得信徒在独立国家权益面前表现出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将他国穆斯林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将他国穆斯林的苦难当成自 己的苦难，他国穆斯林的胜利当成自己的胜利，将他国穆斯林与非慕斯林的战争当成自己的战争。在这样的大一统的“国际主义”情怀下，参与全球性对非穆的恐怖 活动是其宗教思想符合逻辑的延伸。所谓：你虐囚我反对，我割头是反抗；霸权主义伤害我，恐怖主义是弱者的反抗；你必须尊重我的感受，我不必尊重你的文化； 我炸大佛是消除偶像崇拜，你烧古兰经是亵渎我的神灵，你说“代治”荒谬，我说列强霸权，我骂你是自由权利，你拍电影、画漫画是岐视；我打你是圣战，你打我 我反战，我反战但从不反圣战……他们总是十分受用恐怖分子对宗教捍卫，顺水推舟地批评别人的“不公”、“强权”来为恐怖分子辩护，以此为恐怖袭击寻找理 由。这摆明了就是“恐怖分子捍卫我教打你活该，我教无辜与此无关”，所有这一切的价值评判标准只能是单向的，而不是普世的。一旦有人反方向使用这些标准， 就绝决不答应。归根结底一句话，教胞永远是对的，错的只能是异教徒。这就是它们真正的是非观。比如，法国、荷兰禁止穆斯林女子在法国公共场合穿戴“波尔卡 罩袍”(穆斯林女子在公众场合下穿的那种蒙住全身只留眼睛的长袍)，基地恐怖组织就誓言要对的计划实施“可怕的报复”；中国穆斯林时刻关心远在中东的巴以 冲突，对以色列恨之入骨；一个牧师在网上发布烧古兰经，就导致各地穆斯林宣布要对美国进行圣战，而塔利班干脆以炸联合国驻办事处工作人员作为此事的抗议， 就是这种宗教心态。

4：这种裹胁性同样存在其信仰内核的特殊性。信仰通常是指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选择和持有。绝不可能是特指某一个具体的个人。但伊斯兰的信仰内核则 恰恰相反，是信安拉、使者、天仙、经典、前定与幽玄六个大的方面。这种特指而捆绑式的信仰，造成了对同一意义上使用概念的判断混乱。因为将信仰时而归结于 某一个具体的个人，时而是某一本经典，时而是一个超能力超现实的神，时而又是经典规定一种生活“习俗”，明显强行置换了信仰的逻辑前提，构成了对信仰概念 的绑架和劫持，从而导致粗暴的强迫要求他人，必须依照自己信仰的特殊内核构成的理念进行观念强制就成为必然。众所周知，存在不同的价值尺度的评判具有客观 上的不可避免性，可这种不可避免性却要在伊斯兰的信仰框架内让非信徒无辜受过，由于有这样的信仰框架，由此对他人”亵渎“信仰的指控就具有了几乎是无限的 任意性，一旦发生对信仰内核一个环节的判断差异就将动辄得咎，就轻易构成“亵渎”，就能轻易找到攻击和“反抗”他人的“正当”理由，结果就是无限上纲大行 其道导致的仇恨：当不同信仰的人对安拉、使者、天仙、经典、前定等任选一个概念提出自己的看法时，定会遭到穆斯林粗暴的认定——信仰攻击；谁说穆罕穆德的 不是，就是不敬，就是族群攻击；谁揶揄一下经典等同于信仰攻击，谁对其因经典诫命形成的饮食习俗表达不同见解，就是亵渎他们的信仰，就非要赔礼道歉甚至动 武。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换位思考，看不到平和与宽容，看到的总是不断的抱怨，心怀叵测，怒气冲冲，这样的事难道不是天天在演绎？

只能说，这种让他人无可适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信仰”，已构成了对一切社会常理的颠覆。

十四、经训的裹胁性造成了信徒人性的萎缩与人道主义的普遍丧失

 

对经训的无条件服从与偏袒，构成了伊斯兰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唐-吉诃德式的道德实践，这种否认不同国家爱国主义的人文传统性，这种集体狂欢式的圣战思维把信 徒们拉回到中世纪灰暗的乌托邦死胡同，它使伊斯兰革命成为风车上的风，向着空旷的虚无之境发出悲惨的呜咽。在这种呜咽声声中，人民被愚弄了，历史被愚弄 了，和平被利用了，人类的基本良知被践踏了，而邪恶却被掩盖了。对经典无条件的服从，对经训的一切质疑无条件的偏袒，使信徒们内心置身于狂热的征服的杀戮 中。在这种法西斯的思维方式中，教袍无论怎样作恶信徒们会不坑一声，一旦非信徒杀人，马上出来满口正义良知：他不会对凡无辜伤害别人生命的人，予以无情谴 责和鞭挞，不会同情犹太人，美国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印尼华人、泰南那些一切的不幸民众-----这都来自伊斯兰的圣战思维，从而造成了信徒普遍的 人性萎缩，造成对同教门教袍恶行一贯的的偏袒与掩饰的传统思维定势，这些正是对真主权力的恐惧、怯懦和恭顺造成的最低劣、最丑陋、最不堪入目的信徒品质特 征，也从而构成了邪恶！邪恶并不是野蛮，而是反文明，邪恶不是抗争，而是犯罪，是反社会。因为邪恶方内心非常清楚文明的规则，但它只愿享受单方面文明的待 遇，不愿尽文明的义务，并且刻意在享受文明的同时，践踏、藐视、突破这些文明的规则，并由此获取额外的力量。

比如，秉承经训"穆罕默德和欧麦尔命令穆斯林征服异教徒的国家，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只敬拜安拉或交纳人丁税。”(布哈里圣训4：53：386)“真主要 把恐怖投在不信道者的心中”(古兰经3：151；8：12；59：2）以此来恐怖他人、杀戮他人心安理得，对手不服反击，便指责“不人道，没人权”。

在抗议“不人道，没人权”的同时，其“普世”的经训里却将非信徒掳虐为奴成为一项真主赐予的权利：“在珠宝镶成的床榻上，彼此相对卧榻，长生不老的童仆， 轮流着服侍他们...”（古兰56：15--17）"先知啊！我确已准你享受你给予聘礼的妻子，你的奴婢，即真主以为你的战利品的....（古兰经 33：50）其教法写道：若性交者（穆斯林）认为性交对他合法，不是行奸，而是结为约会夫妻的，一概不执法。奴仆的无知是可原谅的。求保护的敌人的男子， 奸污非穆斯林的女子或求保护的非穆斯林妇女，不执行求保护的一方。伟嘎耶法（著名的哈乃菲教法）第十章立法第二节制裁手段）

非穆斯林男子、受奸污的女子恳求（穆斯林）保护却不予受理或执行保护，俘虏后就是奴隶，按照伊斯兰法，奴隶们没有在法庭上作证的权利，没有财产所有权，积 累的任何东西都是被他的主人继承而不是被他的孩子继承，他们只有在主人的准许下他们才可以婚嫁。这种战利品，是主人的财产，信士有支配权，也有权利让他们 中的女子成为自己的“约会夫妻”，有权奸污而且合法，而无知的奴隶（其战利品）的抗议无效，这就是他们令人诧异的人权观。这样的教义里我们能看到多少人 道，人权？

比如，摧毁超过一千五百年历史，且被联合国列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巴米扬大佛，谈之眉飞色舞津津乐道说是为了消除偶像崇拜，可一旦有人偶尔对古兰经不敬，则认为是亵渎神灵，发誓要报复，这就是邪恶；

一面高调宗教无强迫，一面秉承经训对内部不再信者进行迫害,禁锢自主意志:"若有穆斯林改变他对伊斯兰的信仰，就把他杀了"(布哈里圣训 4：52：260；)，不论在任何地方查找叛教者，就杀死他们，杀人者将会在复活日在乐园有奖赏(布哈里圣训9：84：64）同样是邪恶；

比如，他们内心明明知道客观上存在不同的价值尺度会造成对个人评判的差异性，明明知道自己天天在诅咒不信道的人，明明知道个人不能代表全体，更不能代表信 仰，却偏执认定他人对某件事物的判断差异是确定不移的信仰攻击、族群攻击、是亵渎诽谤！非要人赔礼道歉。他们习惯通过这样以信仰的感情来谋求无边的权利的 手法，以此玩悲情和捆绑，这就是野蛮与邪恶最主要差别，因此，刚性教律的锁定带来信仰内核特殊的裹胁性问题，是伊斯兰仇外主义、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从这 个角度出发审视穆斯林的“激进”与“温和”，那么“激进”仅仅是冰山，他们身下的大洋属于同一种物质。区别在于：一个露于表面，一个默默无闻。

这种裹胁性谬误在于以“同教门”的宗教亲情作为善恶与远近亲疏的评判标准：多斯弟是无辜而善良的，犹如亲兄弟；非穆都是邪恶无耻的；一切非真主规定的社会 制度都应推翻，一切非穆社会都理应由穆斯林来“代治”，凡与非穆的矛盾，都应该站在同教门的立场为多斯弟百般辩护，都要为之涂脂抹粉。因而丧失了人性最基 本的良知。笔者试问，怎么非穆及非穆社会就是一切罪恶的代名词？怎么仅仅就你穆斯林具有优秀的“代治”的品质？怎么昨天坑蒙拐骗今天信了真主就摇身一变成 了“代治”的贵族，就一下子就先进了，就变成了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了？信真主后，感到有些不靠谱，现在不信了，怎么就立马变回成一个坏蛋？那 些从不招谁惹谁的非穆未必对伊斯兰心怀叵测，非穆也未必都是邪恶的人；你信徒里同教门未必都是善良的人。信徒是一家的理论，把伊斯兰所受的一切苦难与不公 一股脑归咎于非穆，犹如把土匪强盗打砸抢都是富人逼出来的，是被富人剥削而变贫穷，活不下去才坑蒙拐骗偷。人类自古以来都是以人的行为品格作为评判善恶的 依据，而不是以是否同一文化信仰来介定人的善恶。心地善良的人乐善好施，心地邪恶的人损人利己，善恶完全取决于人的品行，而不是取决于人是否是非穆，两者 间没有必然的关系。这种神学立场，牺牲了理论的一贯性和严密性，从根本上颠覆了人类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善恶的价值观，践踏了不同国家爱国主义的人文传统性 和善恶标准，完全是对人性粗暴的扭曲。这样的歪理邪说抹杀了个人品性的差异，因为以此而论，所有犯罪的原因归咎于不信安拉的非穆社会，所有的非穆都对穆斯 林不公。其实任何社会都存在不公平，而且往往对弱势更不公平，但这不能作为犯罪造反的理由。罪恶是罪恶，不公平是不公平，这是人类道德的原则。否认这个原 则，把邪恶归咎于不公平，只会助长了邪恶，挫伤了善良。

以宗教立场辨别人的善恶，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准确定位，也完全违背了人类的基本道德观、是非观，而用荒谬的逻辑杜撰出一种似是而非的所谓同教门信徒之间的 爱，其歪理邪说不仅仅是自欺欺人，更是煽动仇恨，这种扩大化的仇恨，造成了社会内部人为的种种复杂矛盾。千百年来，历次伊斯兰对非穆传统社会的仇杀都积淀 下相当尖锐的社会内部矛盾。

由此看出，其裹胁性带来的不是独立思辨后立场的确定，不是程序正义与逻辑正义，而仅仅只是对经训价值标准的维护，与对真理的追求毫无一丝关联。这使信徒们 面对质疑，要么掩饰，要么开脱，要么转嫁，反正自己白璧无瑕，都是别人的责任，实在无法逃脱，便绑架历史，说谁谁也干过，进而心安理得地重复自己的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