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Stanley Leung/端传媒
中国最接近“民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章诒和曾见过。2017年清明时节，将满75岁的她坐在香港沙田的一间咖啡室，银发，淡粧，拿著打印好又手写改过几遍的文稿，向端传媒记者说起自己 亲见过的那些激昂、揪心又扼腕的历史瞬间。她后半生的光阴，都埋头在这前半生的历史里，咀嚼、梳理、陈述历史的残酷与人的脆弱，记下美，与美的凋零。
从2004年的《往事并不如烟》（又名《最后的贵族》），2005年的《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2006年的《伶人往事》，2007年的《五十 年无祭而祭》，2009年《这样事和谁细讲》，再到2014、15年陆续出版的女囚故事四则，她写得越来越慢。2017年3月，她的新书《花自飘零鸟自 呼》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香港出版，过去十年的文字集结，仍写史：“我写得很慢，为许多人和事伤感……每个人都在沿途颠仆挣扎，身上千疮百孔”。
“你要组党，你一定要进监狱，对不对？”章诒和问。她的父亲章伯钧，是建国初期民主党派的领军人物，也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中国第一号资产阶 级右派分子”。“（19）57年以后，独立政党基本上没有了，民主人士自己都不提我们消失了，”她说。一甲子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无“独立民主党派”。 这是一个“很残酷，不便于言说的事实。”
但她不甘于哀叹。那些疮孔是怎样发生的？历史的伤口愈合了吗？哪些仍在流脓和疼痛？在书里，在访问里，她和记者，就从中国曾与民主的近在咫尺讲起。
建设联合政府：中共要区别于国民党一党专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过相对独立的民主党派的，1949年建政时至少有11个，成立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至49年12月，三党合一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加上“中国人民救国会”解散，形成了“八大民主党派”。
章诒和回忆起：“那个时候最优秀的，最有能量的，最有质量的知识分子，都在（民主）党派。”比如她的父亲章伯钧参与创建的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前者主要由从事文教工作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组成，后者由医药卫生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组成。
在国共争天下时，民主党派是“第三者”，至内战末期，这些第三党派大多因反对国民党的腐败而亲共，且因此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打压禁制。他们也为中共 提供了不少助力，如民盟成员、哲学家张东荪，据章诒和介绍，对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城的保护，“作用是巨大的”。章伯钧甚至曾指出，正是因为“第三党”民盟 的存在，才让美国对中国的前途产生“错觉”，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使蒋介石很快垮台。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当时，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对此诺迅速响应，向毛泽东表示“曷胜钦企”（不胜仰慕），并迅速通电国内外。
中共建政，临时宪法即在1949年9月29日，由民主党派人士广泛参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这次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 府副主席6人，其中民主党派、无党派占3人，56名委员中也有27人非中共党员。之后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有2人，15名政务委员中有9人，34个 部会院署行的正职中有14人。人民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展露雏形。
章伯钧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政务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1949年10月到1954年9月，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交通部长。1949年 6月到1957年11月，他是由民盟主办、重新创刊的《光明日报》首任社长，并在1953年将该报转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主办，近30年后该 报才明确由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
“中共要区别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它不能搞一党专政，必须联合其他政党，以表达共产党要建立联合政府，不是一个党夺天下，是让众多党派共同享有成果，”章诒和如此解释中共建政初期对民主党派的态度。
“之后，作为工具使用（完），就可以丢弃。”她轻轻补充一句。但，这是致命风暴和经年累月之后回望才能得到的教训。
面对权力的改造和利用，知识分子既是被迫也是自愿
新夺天下的中共，已经历过延安整风，善于“改造思想”，“利用”和“清理”异己，这一点，知识分子们并非不知——作家王实味的下场已为生死之鉴。但1949之后，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仍在归顺中观望，在迟疑中徘徊，在忧惧中幻想。
章诒和不止一次谈到，文人与统治者，历来都是彼此仇恨又相互需要，然而，同是文人与统治者的毛泽东，将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发展到极端。
要求知识分子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暴露自己的“错误”于“党和人民”，这种改造思想的模式，与新政权、新国家一同建立。从1950年的全国教育工 作者会议提出，“知识分子思想必须改造”；到1951年毛泽东借电影《武训传》，狠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再到1951、52年 间，肃清资产阶级思想运动；1955至57年，“肃清反革命”运动。
“49年以后，知识分子就是一个改造和整治的对象，你要反复检讨，反复交代，反复向党交心，让你在这样的态度中，生出‘原罪感’——‘我是有罪的’，”章诒和总结。
梁漱溟、胡适、俞平伯、胡风……在这些运动中，无一幸免。
至于民主党派，在中共官方的纪录中，1949年底至1950年11月，“中共中央支持各党派内部的进步分子对企图脱离共产党领导的言行作了坚决斗 争，对一些右翼分子采取了‘政治严肃，组织宽大’的原则”，“各民主党派都作出清理整顿组织的决定”，原在国外及港澳等地的分支组织停止活动。
先清理，后安抚。1950年3月中至4月中，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对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表示，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 头发（背后联系的人们），不可藐视”，“他当面不能说，背后一定说，结果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周恩来则指出，“认为民主党派会‘给我们找麻烦’ 的观点是错误的”，“不能把民主党派搞成进步分子组织”，“多了一批帮手，不是很好嘛！”
在这种安抚中，中共也著力扩展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交叉党员”，并着重吸收各党派联系的代表性中上层人物。国库还拨款给各民主党派。从人到钱，渗透、依赖与控制共生。
凡此种种，并非不知。
章诒和回忆：“刚进京，政权刚建立，罗隆基就对中共一些做法就有看法，要求跟周恩来见面。他说，民盟是不是可以退出，成为在野党。周恩来嘣一声跳起 来。就发现他们（中共）有些议论，有些做法和当初的允诺不一样（所以想退出），周恩来一听，就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他可以回答的。他说，我跟毛泽东同志去汇 报。然后没有多久，毛约谈了罗，在座的只有周，还有统战部做纪录的。然后毛对罗没客气，‘罗隆基！’马上就是这种。他（以前）什么时候说过‘罗隆基’？他 都说罗先生……”（注：罗隆基时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
“这不是56、57哦！这是50、51哦！”她特别提醒，“你就可见这群知识分子在一开始，不是没有看到。”
但面对中共的“改造”和“利用”，章诒和认为，知识分子们既是“被迫”，也是“自愿”，一是在时代语境之下，不得不表态表达；二是在多轮政治运动中，过度深入政治，难以抽离；三是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下，具有为权力所用的工具性——“专业高大，政治卑微”，亦步亦趋。
民主政治的早春天气？反右序幕悄悄拉开
既非不知，为何还在“帮助中共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果真“大鸣大放”，不觉虎视眈眈？
或许，因为曾似乎出现了曙光。
1956年3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在中国翻译印发。“老大哥”的示范，令当时“通过 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建设新中国”之梦未断的民主党派人士看到希望。章诒和写道，章伯钧看了报告后对朋友说：“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现在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将要结合。”
4月28日，“为了调动知识分子参与建设的积极性”，毛泽东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双百方针），在报章、学术、文艺上纷纷松绑。章伯 钧又说：“民主党派有搞头了！”加上中央统战部在全国范围展开一年的内部检查，听取党外人士关于“监督”“共存”的意见，改善党与非党的关系，章伯钧更相 信“民主社会主义”有实践的可能。
当年夏秋，受赫鲁晓夫报告影响，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都受到了民众激烈的示威反对，苏共模式已难以维持伟大、光荣、正确。不知是从波匈事件中更 坚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决心和信心，还是1956上半年中国国内的“早春天气”（费孝通语）过分鼎盛，1956年7月，章伯钧还在全国政协、民盟和农工 党中谈论：应将人大和政协建设成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院制”，政协要有如上议院有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可以将人大的方案打回头。
同时，章伯钧开始推动民主党派扩大组织规模以实现对中共的有效监督，“民主党派要发展到一百万（人）！”1956年8月，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民盟中 央就与中共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汇编了103条意见。9月，中共八大召开，提出整治“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章 诒和在书中写道，民主党派人士认为，毛泽东7年来都在改造别人，如今中共终于要改造自己了！
站在中共的角度，理解赫鲁晓夫报告和波匈事件又是另一个角度了。
“1956年，发生了波匈事件，毛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认为，知识分子是起了极坏的作用……看到赫鲁晓夫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主动地要警惕睡在斯大 林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就开始想，如何杜绝中国出现波匈事件，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先动手，而不是让像波匈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先上 街、先闹起来，”章诒和告诉记者。
“实际上反右的序幕已经拉开。但我们都不知道，章伯钧、罗隆基都不知道。”
1956、57年冬春，毛泽东对民主党派的言辞，一时甜，一时辣。
1957年4月，中共发出指示，开展针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整风”，毛泽东更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到天安门城楼，请他们帮助中共。
直至两个月后，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由中共中央发出，后人才知道，虎口当时已经 张开。《指示》中白纸黑字：“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知识分子当时未解其中深意。章诒和分析，章伯钧、罗隆基一直搞的是“政党”，不是做中共政权的“幕友”、“幕宾”。战祸过后、新政登场、信誓旦旦、 百废待兴，既是有经世济民之心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多年经营民主党派的政治精英，当时，当主流政治的舞台拉开大幕，他们未判断台板下是否陷阱，便奋力跃 上。
比如追求民主党派独立：“民主党派进步了，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民主党派是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在工作上不需要依靠共产党”。
比如反对中共专政：“六亿人在政治上单打一的做法是搞不通的，必须要有很多党派共同来搞”。
比如追求中共与行政分开、民主党派人士进入政府：“有人提出国家机关中党组和行政领导的职权要弄清楚，各机关的工作应由法定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来决定”，“以后要逐步做到民主党派的干部比政府同级的工作人员权力还要大”。
甚至直评毛泽东与斯大林：“老毛现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一下子就得到这个六亿人口的天下。惧的是中国六亿人口，吃什么？穿什么？”“斯大 林这个人是很野蛮的，我们历史上的一些帝王就是如此……今天，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来以后，是否可以这样看，将来还可以研究”，“毛泽东思想现在有了很大 的变化，这种变化莫说党外人士跟不上，就是共产党内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跟不上，这是个大问题”。
——“我就是机会主义，我们要掌握，”1957年4月20日，在农工党中委此番评毛论断最后，章伯钧此语，如历史上一个血色注脚。
反右，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
机会其实是捕兽夹。事情很快起变化。
1957年5月、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连续召开了14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征求对中共工作的意见。5月2日至12日，全国各地召开了2万8250多次各类会议，向中共中央、各级党组织、中共党员干部提出了37万2345条意见建议。
5月13、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在分歧中同意“正确引导，再观察一个时期”。
5月15日，毛泽东向中共高级干部发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党内外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右派”，属于“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并非“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更“企图摆脱这种（共产党的）领导”“妄图灭掉共产党”。
毛泽东提出，对付“右派”，“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并发出最后通牒，“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
6月6日，民盟成员中的六名教授开会，讨论北京一些高校中，不少学生在“大鸣大放”里猛烈批评中共集权专断，非党员的学生没有出路等，甚至要求废除 校党委、联合罢课，情势有如五四运动。章伯钧提出，民盟有责任帮助中共，同时趁机发展民主党派，争取中共对他们“重新估价”，并在6日和7日间接、直接联 络周恩来，终无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