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清灭亡的百年谎言

时间：2023-05-07 来源：作者：历史驿站条评论

原题：百年谎言：大清的灭亡，远远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上）

甲午之败，并不是武器落后，本质上是清廷无信，淮军无义，是国家制度之败。而庚子之战，也和武器无关，则是由于清廷的自私，民众的愚昧，是人的失败。

很久以前，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上看到一个节目，老舍的儿子作家舒乙回忆他的祖父，一个清朝神机营的满族军人，在庚子之乱中，守卫北京的悲壮故事。

舒乙说那些清朝的军人，大部分都是用的大刀长矛和弓箭，他的祖父武器稍好，使用的是抬枪，一种落后的黑火药武器，有两个人操作，射击速度极慢，由于每次射击的时候，都要把火药从枪口倒入，总难免会洒出一些来，结果战斗的久了，周围到处都是散落的黑火药，最后不幸被一颗流弹引燃，导致他的祖父被黑火药烧伤。

面对洋枪洋炮的八国联军，清军将士，并不是作战不勇敢，实在是器不如人，最终空有一腔热血，却始终难以报国。当时我看完后不胜唏嘘，深感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实在是太重要了。

实际上不仅仅是我，大多数的中国人，对整个满清晚期军事上一败再败的认识，都是归结于武器落后，但是最近我才发现，这纯粹是胡扯。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最近发现在美国著名的春田兵工厂的博物馆里，有一挺诺顿菲尔特速射机关枪，上面写着：“英吉利，诺顿菲尔特，敬赠李中堂”。旁边的说明写着，此枪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天津时缴获，此战役中共缴获清军上百把这种机枪。

当时我看到这里，脑袋嗡的一下就响了起来。“什么鬼！清军居然还有机枪！而且在一次战斗中居然被人缴获了上百把！不是说好了他们只有大刀长矛的吗？！”

在这个刺激下，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西方的资料。结果我发现，关于晚晴清军真相，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不是事实。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兴起了一阵学习曾国藩的热潮，其中关于曾国藩的带兵打仗，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就是所谓的结硬阵，打呆仗，所有的书，都把这事儿升到了一个道德高度，意思是做事要踏踏实实，不要想投机取巧。

曾国藩的这种战术，说白了，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士兵就立刻挖战壕，然后全部进入战壕中，不论是攻城还是野战，他都是这一招。而且每每以两三万人的兵力，包围和全歼对方几十万人。

这事儿看得我一头雾水，当时我就在想，拿着大刀长矛的清军，自己跳到战壕里头，如果太平军冲了过来，居高临下，从战壕上头用长矛刺他们，石头砸他们，这不是送死吗？怎么可能逢战必胜呢？

呵呵，原来我们上当了。曾国藩的军队中，没有冷兵器，全部都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步枪和火炮。我再强调一遍，你没有看错，没有冷兵器，全部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步枪和火炮。

事实上，曾国藩起兵后不久，就发现他们处于兵力上的弱势，而且未经严格训练的，临时募集来的乡勇，在残酷的肉搏战中，根本不是身经百战的太平军的对手。

就在这时，受李鸿章雇佣的华尔的洋枪队，在战场上的杰出表现启发，曾国藩做出了一个决定，募集了大笔的资金，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发射米尼弹的前装线膛步枪，12磅野战滑膛炮，在主力部队中，彻底淘汰了冷兵器。

这些武器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美国内战中，北军的标准装备。

前装线膛步枪，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由于它的枪膛内有来复线，所以射击的准确性大幅度提高。

而米尼弹，是当时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和当时的球型子弹不同，这是一种圆锥形的子弹，后面有一个凹腔，里面有一个木塞，射击时，在火药的作用下，木塞向前推动，使凹腔完全契合膛线，让射出后的子弹高速旋转，距离更远，在500米的距离上依然有准确的杀伤力！

而在此前使用火绳枪和燧发枪的球形子弹，子弹最多在50米内会保持直线运动，超过了50米，就不知道会飞到哪儿去了，全无杀伤力，所以曾国藩的湘军，面对手持旧式火枪的太平军，在武器上形成了代差。

而一只完全是由现代步枪和火炮组成的军队，该怎么打仗？当然是挖战壕了！所以曾国藩是战壕战的发明者，西方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曾国藩哪里是打呆仗？他是超级聪明的，西方人要50年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明白了这个道理。

由于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斗中，享受了武器优势带来的好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极度迷信武器的优势，而且成了清军内部的共识。

当时世界上只要有先进武器一发展出来，清军就积极购买。

比如美国人发明的斯潘赛弹仓步枪，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北军嫌该枪贵，并没有大量装备，但是左宗棠一看到该枪，立刻拍板，大量购买。又比如加特林机关枪，清军比美军更早开始大量使用。

在左宗棠平定回乱，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清军的主力部队，装备的是被称作七连珠的斯潘塞弹仓步枪，被称为排枪的加特林机枪，后膛野战炮。

大家知道，回民的骑兵是相当厉害的，红军的西路军就是被回民的骑兵打垮的。但是左宗棠的军队，装备远远好于西征的红军，他们不像西征的红军那样缺乏弹药，面对回民骑兵的冲锋，他们使用的加特林机关枪和斯潘赛弹仓步枪的弹幕回击，所以一路摧枯拉朽，轻松的就平定了西北叛乱。

不仅仅如此，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英国军官罗杰注意到，新疆阿古特的叛乱军队，虽然得到了英国上万只的单发步枪支援，但是在和左宗棠的军队作战时，完全被对方的后膛野战火炮，加特林机枪和弹仓步枪压制的无法抬头，一触即溃。以至于他认为，即使当时的英国军队的装备也不如左宗棠的西征军。

不仅仅在内战中如此，即使在外战中，清军也拥有了火力优势，根据法军在中法战争中的报告，镇南关战役里，装备击针后装单发夏斯波步枪的法军，在战斗中遭遇了冯子材指挥的王牌部队，该部队全部是用连发步枪和加特林机关枪组成的，对法军拥有绝对的火力优势，导致法军大败。

看到这里，你会不会惊讶得合不上嘴？是的，这和我们通常被告知的历史完全不同。由于受到使用先进武器获得了一连串胜利的刺激，清军不仅仅大量购买外国的先进武器，也开始了仿制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

实际上到了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清军已经完成了陆军的现代化改装，全部都开始装备最先进的现代化武器，其水平不亚于欧洲列强，海军拥有了当时亚洲最先进的两艘7000吨级的战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号称亚洲第一。你要知道，中国直到去年才再次造出了比这更大的战舰，万吨级的驱逐舰。

在清军依靠先进武器，结束了内战以后，清帝国进入了休养生息，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到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清帝国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可能。

那么清军的武器这么先进，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同时代的很多人，都认为清军的武器落后呢？

造成这种印象的人，恰恰是那些拥有大量先进武器的洋务派大臣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给朝廷的奏折里，都是夸大对方武器的优势，不提自己武器的能力，因为这样才能从朝廷要到钱。

因为靠武器的优势打赢了仗，并不能凸显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在每一次的胜利奏折中，都把自己描绘成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甚至故意瞒报实际的战场情形。

曾国藩从来不提他到底是怎么打呆战的，为什么要挖战壕。左宗棠和冯子材的奏折中，绝口不提他们大量使用了加特林机关枪和弹仓步枪的情况，反而声称对方的火力极猛，武器极先进，而他们则似乎只是靠着大刀长矛之类的东西，就把对方打赢了，以凸显自己的英勇和才智，万一败了，那也是器不如人。

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资料档案和西方的资料档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湘军淮军的实际装备情况，和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实际上，舒乙先生讲的那个故事，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庚子之乱时，荣禄手下守卫京城的武卫军，守卫天津的聂士成的武毅军，是全部的德械装备，德式训练。他们装备的是毛瑟1871和1884单发和弹仓步枪，每一军都拥有上百门现代火炮，两挺马克西姆机枪，上百挺被称为排枪的诺顿菲尔特速射机枪，即使是同时驻守在京城，装备最差的甘军董福祥部，装备的也是马蒂尼亨利步枪，是当时英军的制式装备。

所以，舒乙先生的故事，显然是他作为小说家杜撰的。清军在甲午战争以前，就不再用什么抬枪之类的东西了，没人会拿自己的命去开玩笑。

那么你也许会问了，既然这个时候的湘军和淮军已经都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为什么会在甲午战争中败得一踏涂地？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又如此的不堪一击呢？

武器从来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人和制度才是一切的关键。

1860年，北京到天津之间的平原上，效忠清廷的蒙古王爷僧格林心，看着前面排成整齐方阵的8000英法联军，他决定今天要给他们点好看。虽然在不久之前的几次接触战斗中，他吃了一点小亏。但是，他相信在今天的战斗中，能彻底击溃英法联军。

因为之前他的部队还没有集结完毕，他的核心部队，一万多蒙古骑兵，外加一万多支援的八旗和绿营骑兵今天都已经集结完毕了，还有两万步兵在背后支援。

他今天要重演五年前的辉煌，那一年，他从蒙古紧急帅兵来京勤王，面对几万北伐的太平军，那个比今天规模大得多的对手，他用成吉思汗先祖留下来的传统战法，一举将他们击溃。彻底断绝了太平军北伐的念想。

他把他的骑兵分成了五列，前面两列是手持长矛的破阵骑兵，后面三列是装备弓箭的弓骑兵。他的战法说起来很简单，手持长矛的破阵骑兵排成紧密的队形，和后面的装备弓箭的骑射兵间隔30米，然后一起冲锋。

当前方的骑兵距离敌阵百步之遥的时候，后方间隔30米的弓骑兵以45度角，一起发箭，密集的箭雨越过前方骑兵的头顶，射向敌阵，干扰敌阵用火枪射击前方的持矛骑兵，就在对方躲避箭雨之际，持矛骑兵已经冲到面前，直接冲破方阵，后面的弓骑兵，抽出马刀，砍杀溃散的敌兵，他就是用这个办法连破了北伐的太平军十几个大阵，杀得他们片甲不留。

按照他的估计，英法联军的火炮，会在500到200米的距离上，杀伤他一千多名骑兵，然后冲到一百米左右的时候，敌人的排枪射击，可能会打倒他一两千名骑兵，但是他们只有一次射击机会，剩下他的一万多骑兵就可以冲入大阵，杀他们个片甲不留了。

于是他挥动了黄旗，两万多骑兵同时发动了冲锋，但是，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敌人的火枪兵，不是在一百米左右才开始射击，是在四五百米外就开始了齐射，他不知道英法联军使用的并不是老式的滑膛枪，而是先进的线膛枪和米尼弹。而且由于使用了火帽技术，装填速度加快，每次齐射的间隔只有七八秒钟。这意味着他的骑兵冲到对方阵前，要遭遇对方十几轮齐射，而不是想象中的一两轮齐射。

那一天，所有的持矛骑兵都还没有冲到对方阵前，全部被射落下马，而剩下的弓骑兵，面对着对方的刺刀阵，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纷纷被对方刺落和射落马下。

当日清军大败，折损了将近两万人，而英法联军只损失了几十个人。僧格林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将是清军历史上，最后一个发动全线冲锋的将领，从此以后，清军将彻底放弃冲锋战术，没人再会拼命。

百年谎言：大清的灭亡，远远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中）
2023-04-05 16:53·历史驿站

于是北京洞开，圆明园被烧，咸丰皇帝跑到热河病死，两宫皇太后掌权。所有的大臣都把战败的责任，全推给了僧格林沁，他被掳去了一切封号，虽然保留了钦差大臣，但从风光无限，到从此不再受朝廷待见，一切都是因为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军队，蒙古骑兵。后来不久，他被强迫用他的残存骑兵，去进行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最后战死在沙场。

这一切被湘军和淮军的将领看在眼里，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失去了军队，他们的下场可能还比不上僧格林沁，毕竟僧格林沁，和清朝王室之间，还有血缘关系。

事实上客观的说，战败并不应该指责僧格林沁，英法联军一路逼向北京，如果僧格林沁连试都不试一试，那还不如直接投降算了，难道让他那些全部都是使用冷兵器的骑兵，放弃机动性优势，去守城吗？事实上，僧格林沁是负责任的，这是他的唯一选择，至于胜败，当时双方没人可以预测。

但是，作为汉族大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显然比僧格林沁更有智慧。曾国藩的兄弟曾国荃，曾经带兵为了攻下太平军防守的武汉，发动了一场冲锋，造成了3000人的损失，气得曾国藩垂头顿足，严令从此以后禁止冲锋，只准挖战壕，打呆仗，用炮火和子弹去杀伤敌人。

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诞生了。湘军和淮军不冲锋，不肉搏，他们全凭购买先进的武器，利用优势的火力去杀伤敌人，力保部队不损失，因为这是他们在朝廷中，赖以立身的根本。

这样他们和朝廷就形成了奇怪的关系，两者利益之间有相同点，但也有不同点，作为清朝王室，八旗军和绿营已经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蒙古军也已经被英法联军消灭，只有依靠汉族的湘军和淮军。但在政治上，清朝王室依然享有道德上的正统。

他们希望给这些汉族大臣高官厚爵，让这些汉族大臣，利用他们的军队，来无条件的为清朝王室效忠，而对于这些汉族大臣来说，一方面要为清廷尽力，一方面又不能失去军队，如果失去了军队，就不再会被朝廷重用，所以他们的军队只能是被有条件的使用。

帝国从此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成为了诸多的利益集团共同把持的对象，王室和汉族大臣，是一种互相利用，又互相博弈的关系。

所以，湘军淮军的不冲锋，不肉搏的火力战模式，是这场博弈的平衡点，汉族大臣为清廷尽力，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不能多也不能少。

在1895年以前，清廷面临的对手，无论是太平天国，捻军，回民叛乱，新疆的分裂势力，在武器装备，组织能力上，和湘军淮军都有代差，所以拥有先进武器的清军，利用这种奇怪的火力战，足以战胜对手，所以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之前，帝国靠这种微妙的平衡，军事上一路所向披靡，国力也逐渐恢复，甚至一度出现了复兴的迹象。

但是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打破了这个平衡。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国家实力急速发展，他的军队，和李鸿章的淮军，是一个水平的，不存在代差。

所以在朝鲜战场，清军，更准确的说是淮军，还是用他的老办法，火力战去对付日本人就行不通了。日本人在装备水平方面比淮军略低，但是也相差不大，在平壤城下，日本人发现和清军守将叶志超的部队对轰对射不分高低，而且弹药不如对方充足以后，为了夺取胜利，他们跳出了战壕，发起了白刃冲锋。

这个时候叶志超突然懵了，对于装备相当的对手，火力战阻止不了对方，这时，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不要和对方展开白刃战？如果展开白刃战，必然会造成部队的重大损失，打赢了，有利于清室，但是兵死多了，不利于李鸿章李大人，而他这个官名义上是清朝的官，实际上是来自于李鸿章李大人的推荐，并不是来自于清朝王室。

叶志超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所以他肯定不怕死，但是他不能辜负有提拔之恩的李大人，他要为李大人着想。

所以再三衡量之下，叶志超决定跑，他要保全部队，这是李大人的本钱，于是他带着部队，连跑了三天三夜跑回了鸭绿江，虽然损失了几千人，但大部分人他都带了回来。

随后的一系列战役，都是平壤战役的翻版。每一个淮军将领，打火力战都可以，但是面对日军的白刃冲锋时，都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不要拼命？愿不愿意付出大量伤亡？而他们最终，都会做出和叶志超相同的选择。

这让淮军中的德国教官，感到很奇怪，因为双方互相炮击，对射的时候，淮军的将领都表现的英勇无比，面对纷飞的炮弹和枪林弹雨，表现得毫无畏惧。但是只要日军一发动白刃冲锋，淮军的将领就像变了一个人，立刻让部队撤退，甚至丢盔卸甲，只要人员保齐就好。

淮军是受过德国训练，有白刃战能力的，但往往是士兵想战，军官让撤，这让德国教官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们不理解，淮军和清廷，这两个利益集团之间，是有一个无形的契约的，对于淮军来说，打仗可以，但拼命不行，部队损耗大了也不行，没命无法做官，损耗大了部队被裁，结果也不能做官。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实，在甲午战争中，日军攻城略地，缴获无数，但是清军陆军却鲜有伤亡，你可以看看所有的历史，除了提到平壤战役以外，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像样的陆上战役。

随后的一个怪现象就是，虽然海军败了，但陆军还有很强的实力，如果上下一心，是可以挽回败局的，但是李大人已经不想战了，因为李大人这个时候已经明白，这个对手和以前的敌人不同，要打赢这场仗，必须要拼命，自己的北洋水师已经赔进去了，剩下的淮军陆军必须保全，都拿来和日本人拼，这不在李大人和淮军集团的考虑范围内，因为拼完了命，他们并不能得到比现在更多的东西，甚至将失去一切，僧格林沁就是前车之鉴。

想战的光绪帝没有能战的兵，能战的李大人和淮军却不想打了，他们要保存实力，这是他们自己安危的关键。

所以最后只能认输讲和，于是自然是李大人去和日本人谈，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让帝国重新恢复到利益的平衡。

所以，甲午战争撕掉了清帝国最后的遮羞布，让它的弱点暴露无遗。表面上它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实际上却是由一个个各谋私利的集团组成，所以不管它的军事装备在当时是多么的先进，一旦打到了它的痛点，它立刻就土崩瓦解。

实际上这一点也值得今天的中国人深思，在中国日渐强盛的今天，会不会有像清帝国晚期那样，很多只谋私利的利益集团，把持着国家，全靠利益的平衡和互相输送，勉强维持，看起来风光无限，其实脆弱不堪？

一旦外来的威胁，打破这个平衡，它就会像纸糊的大象一样，一点就穿。

当然我们无从得知，但愿历史不要重演，中国能真正繁荣昌盛，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甲午之败，并不是武器落后，本质上是清廷无信，淮军无义，是国家制度之败。而庚子之战，也和武器无关，则是由于清廷的自私，民众的愚昧，是人的失败。

西征前夜，左宗棠题笔给朝廷写信，他想要购买这些东西：

“以简器论，炮以布罗斯所制之后膛螺丝开花大炮为最胜，枪以后膛七响为最胜。从前西人旧式枪炮本已精工，近改用螺丝内膛，后圆前锐，注药之子又极合用，较其旧式光膛圆子更为精妙，故致远取胜胜于旧式。近又改用后膛进子之法，进口大而出口翻小。如布国新制大炮及后膛七响洋枪，则极枪炮能事，无以复加。”

这个奏折，记录在他给总理衙门的要钱信里。这个所谓的布罗斯就是普鲁士，后膛螺丝，指的是炮内有膛线的后膛炮，后膛七响枪，是德雷赛击针枪最新改良版，也有人说是毛瑟枪，当时德国人自己都还没开始装备。

左宗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呢？因为他看见了李鸿章买了一大堆回来，根据现在的历史学者（德）乔伟，（中）李喜所，刘晓琴合著的《德国克鲁伯与晚清军事的现代化》记载，李鸿章在1868年，购买了德国克虏伯四磅后门钢炮114门装备部队。

1873年又购买了一批克虏伯150毫米，120毫米和这种四磅后门钢炮，完成了淮军火炮的现代化改装，比大部分的欧洲列强都早。

根据这本书的记载，截至甲午战争以前，清朝一共向克虏伯公司购买了两千门各类火炮，实际上，这只是清朝外购火炮的一小部分。清朝外购火炮的规模非常大，因为除了德国，清朝还向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和法国哈奇斯开公司购买。

恭亲王看了左宗棠信，着急的乱抠头皮，却没有办法，朝廷派他去平回乱，可是却没有钱给他改善装备。

于是恭亲王给左宗棠回了一封信，大意是朝廷现在没有这么多钱，如果你着急的话，要不你想办法先问洋人借点？到时候朝廷替你还。

根据马寅初先生的著作《汇丰银行》记载，成立于1865年的上海汇丰洋行，最喜欢做清朝以关税担保，然后借钱给清朝政府采购军火的生意。

于是左宗棠就写了一封信给红顶商人胡雪岩，让他去想办法。于是胡雪岩就帮左宗棠去汇丰银行借了一大笔钱，又请英国人赫德掌管的海关做了担保，然后去找德国人的信义洋行和瑞昌洋行，一听说马上要货，两家洋行都摊摊手，生产任务都排满了，得先供人家李鸿章的淮军，一时顾不上左大人的订单，毕竟别人先给的钱！

于是胡雪岩急得满头是汗，左大人说了，后膛炮，七响枪缺一不可，而且七响枪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必须要买到，这可如何是好？

为什么左宗棠这么着急的要买七响枪呢，这话要退回几年前说起，清廷刚平了太平天国，捻军却越闹越凶，还杀了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于是清廷紧急调动湘军淮军助剿。

根据1872年内务府大字铅印版《剿平捻匪方略》1958年《捻军史料丛刊》，1939年罗尔纲《淮军制》《捻军的运动战》介绍，捻军全部是骑兵，来去如风，所到之地，烧杀劫掠，但是却不久留，一旦被包围，就分散突破，然后在一个较远的地方再集结。

而湘军和淮军却是以步兵为主，而且兵力较少，对付骑兵只能采用步步为营的拉大网包围战术。但是左宗棠的部队，主要还是在使用林明顿1853来复线前膛枪，虽然配有米尼弹，但是因为射击速度较慢，必须保持大阵，不能分散追敌，否则会被捻军骑兵反击消灭。

而反观淮军，因为装备了德雷赛后装击针枪，射击速度奇快，小股步兵也可以迎战大队骑兵，让左宗棠印象深刻。

根据美国人W.L.贝尔斯的记载，左李俩人关系不好，因为曾国藩李鸿章曾经谎报小胜为大胜，被左宗棠揭穿。

当然，其实大家都有谎报和吃空饷的行为，但是这事儿发生的时候，左宗棠还没有统兵，所以不明白曾李的苦处。

左宗棠从武汉出发，准备前往甘陕平定回乱，收复新疆的时候，他给朝廷的奏折是这样写的：

“传闻贼踪蔓延甚广，万骑纵横，鄂、陕官军均不得手。臣于二十六日相度营地。暂于汉口镇北桥口地方安扎六营。二十八日入驻新营，一面飞催刘典迅速选募成军，来鄂会队。并增调各营，于原拟六千人外再加募六千，合成一万二千人，均限一月到鄂。惟马匹无从购觅，托官文代为搜索，亦仅得马二百八十余匹而已。谕旨敕臣由鄂入秦，先剿陕逆。此时臣军步队仅止三千余，马队尚未习练，双轮、独轮车式尚未动工制造。所拟以制贼者步队、马队、车营，而皆无以应手，仓卒就戎，必贻后悔，臣不敢不慎也”。

但是根据英国人梅尼斯的记载，实际上左宗棠的部队只有8000来人，吃了4000多人的空响。因为梅尼斯在武汉开了一个兵工厂，帮左宗棠修理武器，左宗棠对他很欣赏，于是就开了个好价钱，邀请他同去西征。

但是住汉口的英国领事告诉梅尼斯：“陕西回民的叛军有20多万，甘肃回民的叛军有一百多万，新疆全境都是叛军，已无清军，而且基本全是骑兵。你看他只有8000多人，你不觉得他是去送死吗？”于是梅尼斯犹豫了，没有同去。

英国领事的判断是有根据的，而且左宗棠自己也知道，根据剿捻的经验，凭自己部队现在这个装备去收复西北，基本上是送死。所以他一封信一封信的催胡雪岩，我要连珠枪，我要后膛炮，赶快赶快。

这个时候，胡雪岩在上海也急得团团转，因为毛瑟克虏伯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订不到，就是订不到。

这一天，他跑到美国人的旗昌洋行去串门，提到了这个事儿。美国人一听，赶忙说：“我们也有七连珠的斯宾塞步骑枪啊！而且还有一个叫加特林机关枪的好东西，打骑兵效果比野战炮好的多，正好我们刚打完了内战，这些都是剩余物资，我库房里正好有，要不你看看，合适的话便宜卖给你吧”。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委托美国人的轮船送到了汉口。

于是左宗棠左大帅终于可以誓师出发了，去完成他那不世的伟业，以区区8000之兵，平定了甘陕150万回乱，并在这个过程中把他的部队壮大到了6万之数，然后进军新疆，收复了西北全境。

虽然略有武器优势，但是毕竟人数太少，而且期间清军的派来协助的部队，连连哗变造反，而回民领袖又重金收买了朝廷内的奸臣，一路上给他使坏。这场仗他打得是非常的艰难和不容易，有机会我们可以说一说这件事。

不仅仅收复了西北，在左宗棠强大的军事压力帮助下，曾纪泽终于和俄国人签订了《伊犁条约》，晚清唯一一个公平条约，保住了新疆大片领土，所以左宗棠被称作晚清第一战神，当之无愧。

对于清末，湘淮两军武器先进这件事，德国旅行家李希霍芬，就是后来建议德国占领胶州湾的那个家伙，他也有详细的记载。据他说，他看到李鸿章的淮军的时候，发现他们装备的德国造的步枪，他都没有见过，是非常先进的毛瑟后装弹仓连发步枪。

而另一位俄国的旅行家，索思诺福斯齐上尉，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在他路过兰州返回俄国的时候，受到了左宗棠的接见，委托他从俄国境内，帮助左宗棠的西征大军购买粮食，但是必须在新疆交货，而且开了个高价给他，一百公斤7.5两白银，是市价的三到五倍，让他兴奋不已，后来他从中亚西伯利亚一带，帮助购买了300万公斤的粮食，送到了左宗棠在新疆的大军手中。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18485897951150650/

百年谎言：大清的灭亡，远远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下）
2023-04-06 20:04·历史驿站
左宗棠邀请索思诺福斯齐上尉参观了他的兰州兵工厂，索思诺福斯齐上尉是这样描写的：

“我们参观了铸炮车间和制枪车间，其中还使用了蒸汽机，但是没有一个外国人在车间里……兵工厂的总管来自广州，他迎接我之后，将我领到了一间帐篷里去饮茶……我提议去参观射击效果。

兵工厂的主任将4支装有来复枪管的后膛枪拿给我看，这些产品就是他们车间的杰作。这些步枪的组装非常精细，规格繁多，9号枪管是其中的最大号。兵工厂的技术员也非常谦逊有礼……他不太愿意接受我的夸赞，并且对自己的能力和科技并不自夸，坦言欧洲人在兵器制造上所具有的优势。

在组装他的产品之前，他一直注视着那些部件，目光中满是喜爱。上司当着我的面指责了他，于是他赶紧走开了……

士兵们对这些新式武器的操作极为熟练，并且没有一点恐惧……炮弹发射出去了，但是炮身并未爆炸。他们把每支枪都射击几次，之后再换别的枪来射击。总体来说，射击还不错”。

1876年夏，匈牙利旅行家赛切尼伯爵（CountSzechenyi）在肃州见到了左宗棠，那个时候，左军正要与盘踞在乌鲁木齐周边的回民军进行战斗。左宗棠带了一支撞针枪给他看，并且告诉他这支枪是兰州的兵工厂制造的，赛切尼说，这支枪“确实是极有使用价值的武器”。他还提到，左宗棠的骑兵通常会携带一把刀和一支骑枪，而步兵的装备则是后装来复枪，整支部队“军容整肃”。

另外金陵制造局在1881年仿制出了加特林机关枪，四川机械局在1884年也仿制出了加特林机关枪，如果清军没有大量使用这种机枪，而且觉得好，他们干嘛要仿造这种机枪呢？

这篇文章可能不太好看，但是有利于解决大家的疑惑，还有很多书目，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那会把大多数人都烦死。

清末两场邪教起义，一个是变种的基督教，让中国死了一亿人，另一个是变种的伊斯兰教，导致云南，陕西，甘肃，新疆，几千万汉人被杀。

给你一个数字，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起义前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人口1945.9万人，战后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1455.5万人，损失比例为74.5％。这个数字没有统计陕新两省。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和这个数字相比，不过是小菜一碟。

惨烈啊！惨烈啊！更可气的是，这段历史完全被歪曲，回民“起义”，这“起义”两个字，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到今天，历史课本里依然没有修改，也就没法去反思。

再说句题外的话，根据美国人W.L.贝尔斯记录的忠王李秀成写的自白书里描述，太平天国天京被围以后，李秀成多次向洪秀全说，老百姓粮食已尽，城内饿殍遍地，最好突围，放弃天京，免得城里的人最终都被饿死。可是洪秀全却说，没有粮食，就让他们去吃草吧，然后转身又和他的50多个老婆happy去了。

每次我去北京，参观人民英雄纪念碑时，看见上面刻着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心中总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

不过历史这玩意儿，记录的人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而且时代不同，价值观也会有所不同，比如美国人现在也在讨论，要不要拆掉华盛顿的塑像，因为他是个奴隶主！前段时间，为了拆不拆南军统帅李将军的像，还闹出了人命。所以这个问题不仅仅中国有，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

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
重新认识“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大概是无法绕开的，譬如这些命题：
1，“成事，则皇帝英明；毁事，则大臣背锅”的叙述模式，如何内化于著史者的自觉？
2，“妥协→投降→卖国”的“奸臣模式”，是如何成为一百多年来历史学家们的基础命题？历史研究又是如何在这种命题中转化为宣传的？
3，为什么真实的战况到开战一年多以后，道光皇帝依然蒙在鼓里，进而胡乱发出前后矛盾的作战指令？
4，翻译因素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对外交涉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5，为什么众多主权被轻易出让，而侵略者和满清政府都各得其所欢庆成功？
6，真实的林则徐、琦善又是什么样子？
诸如此类大大小小的疑问，《天朝的崩溃》都会给你靠谱的答案。

其实，当年的琦善算不上真的卖国贼，而林则徐也并没有那么英勇神武。真实的历史太过丰富，不应该简单地用忠奸二分法来对历史人物归类。
而当年，也正是简单疯狂的归因方式，令天朝持续盲目自信，无法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回到1840年，有两个根本性问题必须回答：其一，面对侵略应不应该抵抗；其二，如果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须抵抗？
前者从道德层面出发，结论是肯定的；后者乃政治层面的结论，却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与政治家家的区别正在于此。
近代史中有太多太多的谜团与误解，有待揭开或澄清。如书友所言，读罢《天朝的崩溃》，我的史观被重塑了。

张鸣教授这样评介这本奇书：
茅海建刚写出《天朝的崩溃》，海内震动。据说，不仅某些学界元老大感不快，连有关单位也表示关注，众口一词，说他为汉奸翻案。其实呢，这本研究鸦片战争的著作，无非讲了几句大实话，而且句句都有档案的根据。
易中天先生对这本书的评价更脍炙人口：
我读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一书，感触最深的，就是在这场“鸦片的战争”中，谎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
罗志田教授的评价也是难得的中肯：
《天朝的崩溃》具有在今日已很难见到的坚实的史实考订基础。在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中外鸦片战争的研究者都不能绕过该书。
再看看一位普通书友朴实无华的评价：

《天朝的崩溃》是茅海建先生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历经十余年所得成果。它对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作了全景式回顾，试图以全新的视角去解析这场令清王朝开始走向崩溃的著名战争。
作为一名求真的治史者，茅海建先生历数了清朝的军事力量、骤然而至的战争、广州的“战局”、“抚”议再起等等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对于清朝统治打击的致命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论著。
该书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很荒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1890647841197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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