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评论国家民委

时间：2026-04-18 来源：#雪菲随笔# 作者：习五一条评论

【习五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祛魅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障——评论“清朝不是历史替罪羊”》——铸牢系列评论之一百二十五；#雪菲随笔# 五一评论：当前部分论调刻意回避清王朝的反动本质，将其塑造为“多元一体”的典范，甚至将近代落后仅仅归咎于“西方侵略”而非封建统治，本质是消解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正当性。粉饰清王朝的论调，刻意回避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化为“文明融合”或“民族问题”，无视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双重压迫。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祛魅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障：一方面，要明确清王朝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中国疆域与民族格局的贡献不可磨灭，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论调；另一方面，要深刻揭露清王朝的反动本质，明确其是封建势力的总代表，是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根源，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粉饰。在历史辩证法中捍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五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祛魅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障——评论“清朝不是历史替罪羊”〉》——铸牢系列评论之一百二十五

3月23日，国家民委主管的微信公众号“道中华”发布文章《清朝不是“历史替罪羊”，要正确看待中华文明演进历程》网页链接，成为网络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当前网络空间中，某些学者编写文章，将清王朝塑造为“多元一体”典范，回避其反动统治本质，消解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正当性。这种论调本质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以“文明虚无论”掩盖封建压迫本质，消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根基。

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深刻揭露中国近代史视野下清王朝反动统治本质，在历史辩证法中厘清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捍卫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意义。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是封建势力的总代表。其统治本质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压迫，是封建专制制度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清王朝的腐朽与反动，并非源于满族统治，而是源于封建制度的本质缺陷：土地兼并导致农民破产，专制集权阻碍社会进步，闭关锁国隔绝世界潮流。

因此，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对象，不仅是清王朝，更是其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与帝国主义势力。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是为了结束封建帝制；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是为了彻底摆脱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

清朝统治阶级的衰败根源在于其封建专制体制的僵化、闭关锁国政策、对近代化变革的抵制，以及晚清统治者的腐败无能。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需对重大决策失误承担首要责任。少数贵族则因垄断特权、压迫人民而难辞其咎。这是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规律的必然结果。

普通满族民众同样是被封建制度束缚的群体。清末，底层旗人普遍面临生计困境，八旗制度衰败使其丧失特权后陷入贫困，辛亥革命后更遭受歧视，被迫隐姓埋名。

辛亥革命的根本目标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其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以“排满”为口号之一，但核心诉求是结束专制压迫，并非针对整个满族。

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已严重阻碍中国社会进步，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帝制，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革命打破满族的特权地位，但同时也使其摆脱封建身份桎梏，获得成为现代公民的可能性。部分满族人士亦积极参与革命，体现历史的进步性。

尽管随着时间推移，民众对清朝压迫的记忆淡化，但客观书写历史并非制造矛盾，而是以史为鉴，警示后世须坚持平等、反对压迫，巩固民族团结。

对清王朝的批判应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其封建专制本质对历史进程的阻碍。同时，以批判为起点，更应聚焦当代如何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前部分论调刻意回避清王朝的反动本质，将其塑造为“多元一体”的典范，甚至将近代落后仅仅归咎于“西方侵略”而非封建统治，本质是消解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正当性。粉饰清王朝的论调，刻意回避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化为“文明融合”或“民族问题”，无视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双重压迫。

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祛魅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障：一方面，要明确清王朝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中国疆域与民族格局的贡献不可磨灭，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论调；另一方面，要深刻揭露清王朝的反动本质，明确其是封建势力的总代表，是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根源，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粉饰。在历史辩证法中捍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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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清朝不是历史替罪羊”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考察清朝的历史地位吗？文摘：“将中国近代积贫积弱、饱受列强欺凌的落后根源，主要归咎于清朝的统治”。“将一部复杂的文明转型史，矮化为一场寻找内部“历史罪人”的庸俗闹剧。”“在当今网络上，清朝正在遭遇一场“穿越式审判”。很多错误观点的传播者，带着“民族平等”“强国风范”等现代人的观念，去打量清朝这个封建王朝。”“寻找一个可以承载集体愤懑与历史失落的、形象鲜明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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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不是“历史替罪羊”，要正确看待中华文明演进历程》全文如下：

近期，一股“清朝非中国”的论调在网上引发传播热议。这一论调将1644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看作中国史的近代开端，将中国近代积贫积弱、饱受列强欺凌的落后根源，主要归咎于清朝的统治，进而臆造出所谓“满清是外来政权”、明清易代造成所谓“华夏文明的中断”等错误论调。

这种极端片面的错误论调，远非单纯的历史兴趣解读和简单的情绪宣泄。其表面上，挑战了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开端的传统分期；实际上，则是构建了一套危险的历史认知框架：刻意制造民族对立，全盘否定元清等朝代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这些否定客观历史规律、基础事实错误的论调，非但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近代中国的困境根源，反而会割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侵蚀国家认同的深层根基。将一部复杂的文明转型史，矮化为一场寻找内部“历史罪人”的庸俗闹剧。因此，我们必须摆脱这种狭隘的局限性，正确认识中华文明超越族群界限、共建多元一体的深刻内涵。

在当今网络上，清朝正在遭遇一场“穿越式审判”。很多错误观点的传播者，带着“民族平等”“强国风范”等现代人的观念，去打量清朝这个封建王朝，自然觉得它处处“不及格”。

而在这场“审判”中，清朝的“异族性”似乎成为了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病灶。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面对一部多线索、多层面交织的文明转型历史，“清朝非中国”论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寻找一个可以承载集体愤懑与历史失落的、形象鲜明的“替罪羊”。这种将历史功过简单归于某一族群、某一朝代的论述，无疑是对历史共同性的割裂。

位于北京阜成门内大街的历代帝王庙，是明清两朝的皇家庙宇。中国历史上共有460多位帝王，庙中择优入祀188位，其中既有汉民族帝王，也有少数民族帝王。乾隆皇帝还就此帝王谱系提出“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断言。

我们究竟如何理解“中华”？她是一个基于固定血缘与地域的静止实体，还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通过持续发展不断定义自身、兼容并蓄的文明进程？这个答案，就在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实践中。

在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构成了大一统王朝秩序的微缩景观：江南园林、蒙古草原与汉藏合璧的寺庙，被精心布置于一地。皇帝在此接见各族首领，使“天下”成为可被观看与体验的政治地理。

在广州，清朝实行“一口通商”后，广州口岸地区空前繁荣。“十三行”的行商身着官服、捐修书院宗祠，却也戴西洋眼镜、说外语、建西式宅邸。他们生产的独具特色的“外销画”，混合着浓郁的中国风情与西方绘画技法远销海外，构成了无数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印象。

“中华”从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她蕴含着无数中华儿女跨越山河、共同参与的地理、政治与文化交响。只有深刻认识了“中华”的内涵和意义，才能理解“清朝非中国”等论调中的逻辑与事实错误。

仔细检视清代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清代用儒家思想治国理政，涌现出许多精通汉文化的旗人。在影视剧中常常出现的两个人物——富察·傅恒与纳兰性德，他们的生平处处彰显着八旗精英深度融入中华文明后，迸发出的极致光华。

傅恒以其赫赫武功与宰辅之才，平定大小金川、准噶尔，经略西南边疆，将满洲的骑射传统与儒家的治国理想熔铸一体，于公奠定了清王朝“大一统”的疆域基石，于私实现了传统儒家“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政治理想；纳兰性德则以其至情至性的词章与敏感心灵，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汉文诗词的深邃美学融为一体，构建了跨越族群的精神家园。

他们一外一内，一武一文，仿佛时代铸就的一枚硬币，一面铭刻着王朝的秩序与功业，一面浮雕着人性的悲欢与灵性，映射出清代鼎盛期那种兼具包容力与创造力的“中国性”，生动证明了真正的文明融合，绝非简单的同化，而是孕育出既能承继传统精髓，又能回应历史命题的崭新生命形态。

对“清朝非中国”这类论调的批判，其终极目的并非为了赢得一场话语的胜利，而是为了完成一次历史认知的廓清与归位——

我们必须彻底抛弃那种寻找“历史罪人”的幼稚史观，穿透将复杂系统性问题简化为“族群原罪”的肤浅迷雾，坚决拒绝那种通过否定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自身历史片段而导致的“精神自我殖民”陷阱。

相应地，我们必须坚定地拥抱和珍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不绝”的宏大历史连续性，将“五个共同”所揭示的各民族共同贡献视为宝贵的遗产。

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历史自信——一种贯通古今，知晓我们血脉何来的深邃；立足现实，明辨我们道路何起的清醒；指向未来，坚信我们命运何往的笃定。

唯有基于这种坚实的历史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越铸越牢，我们迈向伟大复兴道路上的步伐才能更加从容坚定。

作者系李志恒、郭建勋。李志恒，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郭建勋，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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