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夹边沟祭事 - Powered by EmpireCMS

标题:艾晓明：夹边沟祭事
作者:赵思乐
日期:2017-02-24 23:13:05
内容:

文革“黑五类”、米兰昆德拉、女权主义、纪录片……一个中国女性公共知识分子的入世之路。

【编按】艾晓明导演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2017年2月25日在香港首映。这是她50岁学习拍摄纪录片以来，第16部纪录片作品，也是最“重量级”的一部。“重量级”的含义很多，可能是耗时长，制作难度大，也可能是面对的恐惧与压力大。从2014年4月，到2015年末，艾晓明用了近20个月的时间，寻访曾经在中国甘肃夹边沟被劳教过的老人，试图给一段残酷的历史，留下唯一的集体真人见证影像。1957年，中国大陆的 “反右运动”中，3000多名“右派”、“反革命分子”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在3年时间之内，2000多人死于饥饿、虐待、甚至吃人。惨案数十年后，遇难者的后人不仅难以寻回遗骨和历史，即便试图在夹边沟建碑纪念，也被砸碎。记录夹边沟的艾晓明，也在时隔半世纪后，再次重新面对自己的文革记忆。端传媒将一连两天连载长篇人物报导，介绍这位中国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从化解“文革”梦魇开始的治学、经世、记录、行动之路。以下为报导上篇，下篇将于2017年2 月23日刊出。

2015年12月底，中国甘肃省山区的气温已经降到摄氏零下十几度，大雪封闭了山野。62岁的知名独立纪录片导演艾晓明，穿着红色冲锋衣，在山坡上拍摄千里冰封的景观。她脚底一滑，眼看就要摔跤，倒下瞬间，她下意识要保护手里的摄像机，竟在单膝跪地后稳住了没有扑倒下去。

她带着半腿雪艰难地站起来，大笑道：50块钱网购的靴子果然不给力。

她前两天就怕这双已经磨光了的靴子打滑，在批发城里淘了双130块的布鞋，“这是我这几年来买过最贵的鞋子，”她说。这双“贵价鞋”穿了一天后发现磨脚，她只好又换上原来的光头靴。

两天后，艾晓明来到东接蒙古国的甘肃边境小镇“马鬃山”，这是她的一位采访对象年轻时被下放的地方，她颠了300多公里土路到这里，就为了配几秒空镜头。在镇上唯一的商店里，艾晓明惊喜地发现50块钱一双的军用棉鞋，还带防滑胶钉，她当即买下，兴奋得反复说：“太好了，不用买贵鞋子了！”

艾晓明是在拍摄新纪录片《夹边沟祭事》，她已为此工作了一年半多，粗剪的成片全长已达5集，共6个多小时。

按原计划，这片子2015年夏天就该完成，但家庭责任让艾晓明的进度比预期慢得多——只有她90多岁的老父亲身体状况稳定、护理阿姨照料得力时，她才能抢着时间出差采访几天。

尽管艾晓明的许多朋友看了《夹边沟祭事》的粗剪版本已经震撼不已，但她自己觉得还不够好。她想等一场大雪，好当作空镜剪进片子里。2015年的冬天，她终于等到了这场雪，但赶往甘肃拍摄8天之后，医生通知她父亲又发烧住院了，艾晓明只得赶回家过天天跑医院的生活。

艾晓明2012年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职位退休，她现在常用三个身份描述自己：女儿、家庭主妇、纪录片工作者。

这基本构成了她在武汉家中的日常：一天多次去看看房里的父亲，他精神好时陪他坐坐说说话，虽然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卧床睡觉；跟请来的阿姨沟通老人家的照料，吃得少了要煮得更稀，天气凉了多加一床被子……其余时间艾晓明就在卧室里剪片子。这还是好的，如果父亲住院了，她就得每天花一两小时坐公交去照料，能工作的时间所剩无几。

夹边沟祭事

Jiabiangou Elegy: Life and Death of the Rightists
导演、拍摄、剪辑：艾晓明
片长：375分钟（5集）
发布：2017年

“疯子是这样炼成滴！”

《夹边沟祭事》里的右派老人们比她父亲小不了几岁，他们讲着她熟悉又陌生的故事：1957到60年的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两千多名右派在零下二三十度的荒漠中被强制劳动、冻饿而死，最后存活的不足六百人。人们相互揭发，也用树枝帮彼此从肛门里掏出粪便。他们约定死了相互掩埋，也吃过对方的尸体，却鲜有人能够反抗——说是麻木都过于简单以至不公道了，系统性的话语、思想和体力的剥夺，让人失去任何反抗的可能。

这种状态艾晓明是熟悉的，虽然她的故事没有那么极端残酷。

她记得自己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刻。那天中午她回家吃饭，一走近教学楼就听见高音喇叭呼着革命口号和“打倒艾XX”。她一抬头，蒙了，教学楼上高高垂下大标语，大字报上全是父亲的名字，用红墨水划着大叉叉。那是1966年，艾晓明13岁，她的父亲是那所中学的英文老师。

“我爸是坏人了？我爸是‘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了？”艾晓明记得那天闷热极了，闷得她发昏。两个学生叫住了她，说：“艾晓明！你爸是反革命，你是少先队员，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写大字报揭发你爸，和他划清界线！”

艾晓明第二天就贴出了大字报，直到现在，她都没问过父亲是否看到了。

“我一点没觉得这事不正常，但我有点诧异，怎么我父亲成了这样一个人？但连刘少奇都是一个大坏蛋，身边的原子弹无处不在，那我爸是原子弹有什么奇怪？好了，他是原子弹，我不是，”艾晓明说起当时，“我们不会思考权力者的过失，而努力地去拥抱它，用爱的语言向它示好，换得内心的安全。”

艾晓明现在会把那种状态叫做“斯德歌尔摩综合症”，小时候的她当然无从分辨。

少年艾晓明一心想要超越“黑五类”（注：文革时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的出身，证明自己比“红五类”更加靠拢组织。她在“革命中心”省委大楼附近一张一张地看红纸的大字报，那是红卫兵组织的招募告示，她要找找有没有组织要她这种出身的人；她实在找不着就自己成立了一个人的“小红松战斗队”，没有意识到当红卫兵就是出门斗别人的爸爸；她自作主张把名字改作“艾卫红”，跟同学串联到北京要见毛主席；她有两次“揭发”的经历，一次是有中学生让她监视邻居的右派老师，一次是下乡到矿山中学教书时报告了同事有“不满情绪”——这次揭发的痛苦和不安正式终结了她的文革岁月，那已经是1977年，艾晓明24岁了。

在拍摄《夹边沟祭事》过程中，艾晓明有时会想起小时候的心理和经历，但她说那是很少的，大多数时候她是像学者做研究一样在用理性去认知整合，“可能那种情绪化的东西已经在少年时代消耗掉了。”

但与亲历者一起通看全片时，艾晓明有时会觉得喘不过气来。她现在用“深恶痛绝”来形容自己对那个时代的看法。

“最让我沉重的是，受害人依然不得不说我不反党，我爱党，我只是对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不同意，我只是不同意这个具体事情的做法……因为我非常清楚这种话只是面具，”艾晓明说，“我不是说他心理其实是很恨的，而是他心里可能没有对这个极权制度做深入的思考，或者说有一些人从来不去思考这些危险的问题。” 她认为，对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这种状态相当普遍。

2015年底，艾晓明偶然在网上看见了一段“忠字舞”视频，“你说怎么会有这么丑的舞，这简直是世界上最丑的舞！”她在餐桌上对来访的友人说，“这样的！这样的！”她把垂下的左臂从肘部斜向上屈起，右臂斜向上伸直，手心向上，两手一起向上参，每参一下欲作弓步的右脚同时重重跺下，跺得桌下的地板嘭嘭响。这是表达敬仰毛泽东的动作。

“还有这样的！这样的！”她抬起右臂、手握空拳、屈在胸前，左臂伸得直直地插向斜下方，身体向右前顿，每顿一下也是同时在桌下跺脚，木地板又在嘭嘭响。这是表达前进和战斗的动作。

没有忘，是的，一点都忘不了，“我们小时候天天就跳这么蠢的舞，现在是个正常人都不容易啊！”那几天，艾晓明一再地说起那段视频，重复这句“现在是个正常人都不容易……”

她在转发这段视频时配的文字是：“疯子是这样炼成滴！”

“我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了很久，所以我对它是怎么控制人有极大的兴趣，”艾晓明说，“它怎么能够把人控制到这个程度？我们要知道它的符码，并且找到解码的方法，我们才能从这个魔咒里解除出来。”这是她拍《夹边沟》时的想法之一。

“被惩罚的人们乞求确认他们的罪！”

艾晓明自己“解除魔咒”的过程相当漫长。

1978年，否定文革、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对艾晓明影响最大的是恢复考研。这一年，本来因出身不允许上高中的她，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研究生。“本能地很欢迎这个时代，欢迎这些变化，”艾晓明说，“又有学可上了，出身也不用填伪军官了，可以填教员，好像把‘黑五类’这一块抹掉了。”

外在的身份抹掉了，内在的记忆却没有。十余年的“黑五类”经历，让她对压迫和歧视有近于直觉的共情与不平，这个烙印追随她至今。2015年7月，看到维权律师王宇被抓、她的儿子包卓轩被禁出国的新闻时，艾晓明发声道：“孩子你别怕，大姨我当年也是黑五类。你的世界注定宽广，很多人都关心着你。”

类似的，在那个知识骤然被重新认真对待的80年代，艾晓明选择的硕士论文题目关于巴金，她说当时抱着一股劲，想为巴金被否定的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辩护。那是艾晓明运用理性批判主流话语的开始，她认为，当时的研究帮助她培养了思辨能力，以及对主流论述保持怀疑的立场和态度。

1988年底89年初，艾晓明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文革后的第一位文学女博士。留京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同一时期，艾晓明遇见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那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刚刚乘着“文化热”的东风译介进中国，她读了这部小说就很想看到昆德拉的其他作品，在国内却不可得。恰在此时艾晓明获得了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三个月的机会，在那里她读到了昆德拉的《小说的智慧》英译本。

“我对他那种对极权时代的文化和心理状态的透视有很强的共鸣。”艾晓明用“一拍即合”来形容她阅读昆德拉的感受，她决心把《小说的智慧》翻译成中文，也由此成为了中国最早译介昆德拉的学者之一。

米兰·昆德拉通过艾晓明的手将极权时代的逻辑写成中文：

“一个人受到惩罚却不知道受惩罚的原因。惩罚的荒谬性是如此地令人难以承受，以至于要寻求平静，被惩罚者就必须为他的惩罚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惩罚寻求罪过。”

“不仅判决的材料根本不可能找到，而且判决本身就不存在。要呼吁，要恳求宽恕，你必须被宣告有罪！被惩罚的人们乞求确认他们的罪！”

1993年，艾晓明翻阅文革期间母亲的学习班笔记，里面写道：“检查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那天看到辣椒被牛踩了烂在地里，我到食堂向师傅要了一个小铁桶，替伙房摘了点辣椒，交到伙房。第二天向师傅建议，辣椒用盐凉拌吃。一个师傅说，你爱吃你自己买点去腌了吃，我一听就拿了一角钱菜票给他，他给了我一些辣椒……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后同事给我提出来，才提高到原则上认识这是不对的。因此马上将凉拌的辣椒交到伙房去了……虽然是一碗辣椒，但却是公与私的大问题，以后一定要在生活小节上注意……”——惩罚寻求罪过，被惩罚的人们乞求确认他们的罪——艾晓明感到晕眩，要倒下，要逃出，她推开笔记本，站到凉台上大口呼气。

《小说的智慧》译本完成后，艾晓明根据自己与家人的文革回忆和记录写成了长篇纪实作品《血统》。

昆德拉的《笑忘录》里，主人公米雷克说：“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开始很积极的人都打了退堂鼓，艾老师才真的上街了

2005年9月，一篇《新京报》对艾晓明的采访在网络上流传甚广，采访里艾晓明说：“学者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公民，对公共事务应该有一个宽广的视野，有一个关注的态度。”

此时艾晓明已经介入过“孙志刚案”、“黄静案”和“太石村事件”三个在媒体和网络上轰动一时的公共事件，其中“孙志刚案”被认为有着开创“中国公民社会元年”的重要地位；在“太石村事件”中，艾晓明的拍摄记录，让民间行动者开始将这位“教授”视为自己人；在“黄静案”中，艾晓明的推动对事件的影响发酵起着关键作用。

这三件事也让艾晓明在公众眼里从一个纯粹的学者，迅速转变为有民主、维权色彩的行动者兼公共知识分子。那篇简短的采访有一个应景的名字《冲出书斋，奔向田野》。

那是中国刚刚申奥成功、加入WTO、新领导人上台的时期，社会和政治氛围之宽松可谓达到1949年后的最高峰，于是市场化媒体雄心勃勃，互联网热促成BBS时代，被长久压抑的公共参与和公共讨论需求爆发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艾晓明的言论、行动和纪录片获得了公众的关注和认可。她被《南风窗》杂志授予“为了公共利益良知奖”，又被《东方女性》杂志读者选为“最有影响十大人物”之一。

那恰是艾晓明的知天命之年。往前推个十年二十年，她大概无法想到自己会是这样的角色。

艾曉明總共去過廣場三次，第一次是給去絕食的學生送被子，最後一次是去看望一位在廣場陪學生的老師。攝：Imagine China

1989年那个最著名的春夏之交，政治漩涡席卷整个中国，对于艾晓明却是隔膜的。当时的她刚结束香港访学回到北京，一边在青年政治学院教课，一边继续潜心翻译昆德拉。但她无法不察觉到班上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那是四五月，学潮已经开始发酵。

“我根本就没有觉得这有多大事儿，”艾晓明说起那时，“学潮之前北京也是很活跃的地方，西单民主墙、反自由化运动、这里那里有什么论坛、过几天又批（判）几个人……大家都去反官倒，这有什么奇怪呢？”

艾晓明总共去过广场三次，第一次是给去绝食的学生送被子，最后一次是去看望一位在广场陪学生的老师。她对第二次的印象较深，当时她家住在校外，一次进校上课遇到了青年教师的游行队伍，一位同事出来问她敢不敢一起去。“她不是问我要不要去，而是问我敢不敢去，”艾晓明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态，“我并没有觉得想要参加游行，但你问我敢不敢去，我没觉得不敢，反官倒没什么不好，我也不反对这事，我就去了。”

这种情景让艾晓明想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外科大夫托马斯。当儿子带着反对人士来找他在请愿书上签字，托马斯感到犹豫，他对联署的效果不以为然，但感受到亲情和群体的压力的他还是签了。“可能是刚从文革过来的人，我很反感各种集体活动，”艾晓明说。

艾晓明的八九经历在别人的记忆中却有另一种叙事。多年以后她当年的同事跟她的博士生黄海涛聊到过这个话题：艾老师在八九的时候，在前期很冷淡，但是在北京颁布了戒严令以后，一些一开始很积极的人都打了退堂鼓，艾老师才真的上街了，所以同事们都很佩服她。

6月4日坦克开上了天安门广场，当局终结学潮的方式在艾晓明看来匪夷所思。之后，青年政治学院内经历了一段紧张时期，老师们被要求检讨自己“56天动乱”期间都做了什么，同事间相互揭发。她所教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也禁区骤增，苏晓康、刘宾雁、王蒙等作家都因在“动乱”中“表现不佳”而不能提。不满于学院太过“政治化”，艾晓明申请调往刚刚建立了中文系博士点的广东省中山大学，希望专心参与学科建设。

多年以后，听到别人评价她是对公共和政治问题比较关心的学者时，艾晓明回应道：“那是因为一大批关注社会的人已经被抓了，或者流亡了，大量的人不能说话。高校经历过那么多清洗，不问政治的人才能留下来，我只是现在才显得比较突出而已。”

“我们教授女性主义，不是给中产阶级输送优雅好太太”

艾晓明从书斋走向公共参与的“启蒙”应属世纪之交她的十月美国访学。田纳西州阳光温润，南方大学的宁静校园里，艾晓明真正开始研习她日后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女权主义。

当时国内大学的性别研究和学科教育刚刚起步，艾晓明在出国之前就对女权观点的文学批评有兴趣，“这当然和我自己的女性身份有关系，性别视角的文学批评在学术方法上也是有新意的，我对它有感觉，”艾晓明说。她去美国时就打算去取取经，回来开设相关课程。

艾晓明在美国选听了妇女研究概论，“听那个课我就特别有感觉，我觉得是一个很解放性的课程，”艾晓明说，课程虽与文学、艺术没有直接关系，但探讨了很多现实问题，“它探讨女性为什么受压迫。关于性暴力，关于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平等的工作机会，为什么有透明天花板，女性成不了领导者……像这些问题我觉得分析得很对，恰恰把我们多年以来在学术圈里感受到的，说不出来的东西说出来了。”

另一个艾晓明在美国才真正接触的事物是互联网。她跟老师讨论问题时，老师给她推荐各种资料，她问去哪里看，老师说Google，她问什么是 Google，老师就为她打开了网页。“哇，我简直疯狂了，Google上什么都能找到！”艾晓明说，想知道一个学科怎么开课，她就下到了几十份课程大纲。

从1999年读大三时就选了她作导师的黄海涛，至今记得艾晓明回国后反复推荐学生们使用Google。当时Google还没有在中国大陆被禁。从Google开始，学者艾晓明对接上了互联网时代，才有了之后的公共介入。

艾晓明欣赏美国注重实践、强调批判性思考和社会责任的教育方法，2000年回国时决心将这套教学带回来。恰逢中山大学中文系建设一级学科，学历资历俱佳的她被定为新建立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2003年艾晓明又在其上建立了兼具NGO和校园社团性质的“性别教育论坛”，从此有了一展拳脚的平台。

国内首演《阴道独白》、反对约会暴力“白丝带运动”（注：2003年中山大学一名女生被杀，艾晓明倡导关注其中的性别暴力问题）、孙志刚家属访谈、黄静案推动和介入……这些行动都是由艾晓明与其他参与性别教育论坛的师生一同推动。从本科到候选博士在艾晓明身边13年的黄海涛，用“学生、助手、合作者”来描述自己在论坛中的学习工作。从那时开始介入事件和在媒体发声的他，现在成了专业的NGO工作者和时事评论者。

“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讲到妇女权利，我们都会讲到种族、性别、阶级、性取向之类，讲到所有弱势群体的权利是相关的，”艾晓明说，“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基本的观念框架，我们不会把女权跟其他的东西分开。”

当时被性别教育论坛邀请来拍摄《阴道独白：幕后故事》的纪录片导演胡杰，对这位刚刚认识的老师有强烈的第一印象，“第一次接触就是一名中大女生被杀以后，我看到这个老师她很有号召力。她居然能把她的研究生、博士生弄在一起，马上开始讨论，说我们要回应这个事情。这个老师好像很有战斗性的样子，”胡杰回忆道，“她们就立刻把原来的一个演出改编成跟这个事件有关，然后好像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在中大礼堂演出。那天挤满了人，演出开始之前艾老师有一段发言，这个发言非常的有力量，把对于女性的暴力这个主题说得挺透，我就把它全部拍下来了。”

这也成为艾晓明与胡杰纪录片合作的开端，首尾六年。

“我看不出女权主义哪一条可能脱离现实抗争，”艾晓明说，她本来没有想着一定要挑战什么，但在中大开设女权主义课程之后，她才发现学生们有那么多过去没有被看到的性别压迫经历，而且现实中会有那么多阻力和反对的声音，“在你没有亮明观点之前是没有人要来跟你打仗的。”

艾晓明2004年在“妇女－社会性别学课程发展和教学法研讨会”的发言概括了她的教学理念：“我们教授女性主义，不是纯粹的知识传递，而是面对不平等的事实，分析原因，推动改变……我的目标不是给中产阶级输送优雅好太太，而是培养人才去改造社会，改变处于比你更不利处境的人的命运。你要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就得要理念清楚、信念坚定、百辨百胜。”

下篇将于2017年2月23日刊出，敬请留意。

艾晓明：困兽犹斗（下）

“我们已在地狱，我们要尽量分辨出不属于地狱的东西，坚持保留下来，为了新社会的生长。”
特约撰稿人赵思乐

【编按】艾晓明导演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2017年2月25日在香港首映。这是她50岁学习拍摄纪录片以来，第16部纪录片作品，也是最“重量级”的一部。“重量级”的含义很多，可能是耗时长，制作难度大，也可能是面对的恐惧与压力大。从2014年4月，到2015年末，艾晓明用了近20个月的时间，寻访曾经在中国甘肃夹边沟被劳教过的老人，试图给一段残酷的历史，留下唯一的集体真人见证影像。1957年，中国大陆的 “反右运动”中，3000多名“右派”、“反革命分子”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在3年时间之内，2000多人死于饥饿、虐待、甚至吃人。惨案数十年后，遇难者的后人不仅难以寻回遗骨和历史，即便试图在夹边沟建碑纪念，也被砸碎。记录夹边沟的艾晓明，也在时隔半世纪后，再次重新面对自己的文革记忆。端传媒将一连两天连载长篇人物报导，介绍这位中国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从化解“文革”梦魇开始的治学、经世、记录、行动之路。报导上篇已于2017年2月22日刊出，点击此处可阅，以下为报导下篇

与大多数受到“孙志刚案”的启发开始参与民间发声与行动的人一样，艾晓明的初衷是相信更强大的舆论关注、更清晰的道理事实能推动官方改变不公，这也是2003年后民间的“主旋律”。

在那之前，她的感受、思考和表达几乎全都是通过文字来实现的。“我们大多数人都习惯将文字作为求知、表达的工具，但是在中国这种极权社会，宣传术和洗脑术也是通过文字来实现的，它特别否定具象，否定人们的直观体验，”艾晓明说，“而影像、纪录片，它呈现的就是这些直观、具体的东西。”

这是她从事纪录片工作十多年以后沉淀下来的思考，而在拿起摄像机的当初，艾晓明的想法是相对简单的——看到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她觉得纪录片的影响力很大，她想到或许可以用纪录片让更多人了解“黄静案”，从而给事件带来改变。另一个很实际的想法是，她以后可以用这个片子作为女权主义课程里的教学资料。

况且，她也是爱影像的。她记得小时候每到周末就竖起耳朵收集各种风声：今天晚上放不放电影？也记得自己“宁可信其有”地早早在操场上放了小板凳，知道了没有又悻悻地冒雨把板凳搬回家。

在美国访学时，她几乎每天都要借两三盘录像带来看，她觉得一定要趁这个机会把国外的电影看个遍，离开了就再也看不到了，但有时她泡了一天看片子以后又懊悔，“又什么书都没看。”

优质影像的浸淫让艾晓明产生了一种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一直被我的职业身份压抑着，我想自由，自由地创作，”艾晓明说，“在纪录片领域工作的人太少了，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女性就更少了，在这个领域工作着的女性，同时是关注社会运动的，就很少很少。我就有一种想法，想要开创中国女权主义纪录片的历史。”这或许是促使她拿起摄像机的因素中最为“高大上”的一个。

从一开始就将纪录片与行动融为一体

艾晓明第一部亲手拍摄的纪录片是《天堂花园》，关于2003年的“黄静案”，这是在湖南湘潭一个女教师宿舍内发生的一起裸死事件，湘潭警方称其为正常死亡，而黄静的母亲则认为男子姜俊武强奸未遂导致了她的死亡。网友一开始纷纷对此事义愤填膺，但随着姜俊武与黄静的情侣关系浮出水面，舆论转向质疑黄静母亲。

艾晓明则在其中看见了公检法和社会公众对“约会强奸”作为性别暴力问题的盲区，于是介入和推动此案的澄清。她邀请黄静母亲到中大与师生讨论案件、联合女权学者和NGO给有关部门提意见，也出谋划策让中大法医中心去给黄静尸体做独立鉴定，并把这些拍到了纪录片中。她的观点在当时备受争议，直到现在许多男性知识分子仍不以为然。

艾晓明的其中一个反对者就是她的合作伙伴胡杰，对他来说，这属不属于暴力需要打问号。他现在回想仍觉得艾晓明当时非常强势而且有欠中立：“我们吵得简直是，我差一点就走了！”

在这次合作几近破裂的临界点上，从来没有独立拍摄经验的艾晓明站在湘潭街头，看着民间艺人卖唱，“我就很有一种人世沧桑的感觉，我就拿起摄像机开始拍，”她回忆说，当回到住处看自己拍的东西，她突然就生起一种信心，“我觉得我拍得很好，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做这件事，我对场景和事件有感觉。”

胡杰在纠结后觉得把一大堆素材交给一个没有剪辑经验的人是不负责任的，他告诉艾晓明自己会协助完成这项工作，但如何编排由艾晓明主导。

最终，《天堂花园》上中下三集，加上“黄静案”判决和后续讨论，前后历时三年完成，共长达180分钟，是对该事件最完整的民间纪录。参与了案件的发声写作的黄海涛认为，这是少有的甚至仅有的对重大公共事件的社会性别视角民间讨论和纪录。而胡杰对这个复杂事件没能从中立角度做更广泛的记录仍感可惜。

作为纪录片“菜鸟”的艾晓明，并没有胡杰的“纪录片导演应该像墙上的苍蝇一样去观察”的观念，她从一开始就将纪录片与行动融为一体。当《天堂花园》在英国放映，观众用“参与式”这个词汇来描述它，香港放映时，一位学者评价道：“这是行动者的纪录片。”

“她总是在追寻越来越细节、越来越丰富的真相”

艾晓明明确地将纪录片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方式，应该说是在拍摄《关爱之家》和《中原纪事》期间。这两部关于河南艾滋病感染者的现状与自救努力的纪录片，缘于2005年底她接到了媒体人王克勤的一个电话，报导了此事的他希望艾晓明能拍摄感染者的故事。她听了王克勤的介绍，又把报导找来看，觉得故事性很强，可以做纪录片。她为此感到兴奋，就邀上胡杰去了。

在这个事件里艾晓明认识了万延海，中国最早推动艾滋病感染者维权的民间领袖，他创立的NGO“爱知行”是中国日后许多知名反歧视工作者的孵化器和联结点。由于受到官方的打压，万延海在2010年移居美国。“我跟万延海一起参加感染者的活动，我觉得那就是一场社会运动，是一场维护权利的社会运动，”艾晓明自觉地加入了这场运动，在其中承担一个纪录片工作者的角色。

关于艾晓明是怎样工作的，胡杰举出《中原纪事》里的一个例子：“我们去了那个‘关爱之家’（注：一个收容照料艾滋病孤儿和感染者的民间机构，其负责人是段军），去了以后我们拍到了这些孩子的生活、拍到孩子和段军之间的关系，也采访了段军，我觉得够了。但是后来她自己又去了，她又拍了一个尼姑（注：尼姑释妙觉是一位民间维权人士）去到那里，跟患者之间的关系，又拍了段军找了一个女朋友，又拍了他俩之间的关系……我本来觉得拍完的事，她自己又去、又采访、又去，去了好多次。”

在《中原纪事》的结尾处，艾晓明放的是释妙觉带着感染者一起做的祈祷：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刀兵不起……“我感动之至！”艾晓明回想起那一刻，“人们想要的东西就那么多，这个状态里面有一种中国人的生命，有一种魂魄，虽然这个魂魄在现代社会是一个失魂落魄的状态。”

“她总是在追寻越来越细节、越来越丰富的真相，真是穷尽了，”胡杰说，“她的工作方式确实决定了她对影片的结构、把握和情感。”

艾晓明对工作的较真程度是她的博士生黄海涛很熟悉的。他记得在选导师时就听说过艾晓明“论文杀手”的名号，他说尽管她2000年回国后严厉程度稍减，但仍会认为研究生们一周读不完700页书是不可思议的。“每次我们劝她要多休息的时候，她就会说像她这样在文革浪费了十年的人，总觉得要努力把时间补回来，”黄海涛说。

“我听她说过一句话，”胡杰说，“她说‘如果我到要死的时候，往后一躺就死掉了。’意思就是她要一直在忙碌工作着，如果要死也不会躺着床上病病歪歪的，她要一倒床上就死掉好了。”

她在旷野上奔跑呼喊，一路往枪口上撞

2010年2月，四川的冬天是阴冷阴冷的，艾晓明揹着沉重的行李，深一脚、浅一脚，独自走在川大校园里，去找一个采访对象。她感到势单力薄，她知道这系列片子没法再往下拍了，因为这场运动结束了。

那是艾晓明在拍摄川震系列五部纪录片的最后一部《国家的敌人》，在这部片子里，她前四部的主角之一谭作人，遭到了国家的审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虽然法院判词称谭作人的罪行是对六四事件“造谣诽谤”，但当时大部分的分析都认为他是因对川震倒塌校舍的调查触怒官方而获罪。

艾晓明说谭作人的遭遇让她终于明白，那些承诺是永远不会被兑现了——真相、进步、权利、法治……

那几年，她的镜头里有了越来越多的审判：2010年，《零八宪章》推动者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艾晓明在判决前采访了他的妻子刘霞，刘霞判决后被软禁至今；2011年，艾滋病感染者田喜，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刑1年；2011年，“福建三网友案”维权者王荔蕻，寻衅滋事罪，判刑9个月；2014年，“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4年……

“她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纪录片导演，也不仅是一个学者，她是一个扛着纪录片，带着教授这样的头衔，在旷野上奔跑、呼喊的一个勇敢者，”胡杰用十分影像化的方式描绘他眼中的艾晓明，“她从一个象牙之塔走出去，从女权主义问题，又发现法治问题、人权问题、民主问题，在这一路上奔跑，就是一路上往枪口上撞。”

体制对艾晓明的定性或许早在2005年就做出了。艾晓明拍摄了“太石村事件”后，这部直录当局对维权者的暴力伤害现场的纪录片震撼了舆论。她又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下公开信，吁请他倾听村民的声音：“我当时还是相信中央政府是好的，或者说是不明真相的，要不然怎么会给温家宝写信呢。”

公开信发布后，来了两位自称新华社驻广东的记者，艾晓明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来了解公开信的事，他们也确实问到此事，又问了太石村的许多情况，她都坦诚地谈了。不久之后，艾晓明的一位媒体朋友神秘兮兮地给她看了一份内参的传真件，就是以那两名记者的名义发的。“如果不是广州市委的就是新华社华南分社的内参，”艾晓明勉强回忆道，“但是我不太记得了，因为我当时太排斥那个文件了，竟然都没有像用照相机拍一下。就好像有些人不愿意看自己被划成右派的文件一样。”

但那份文件的内容和她当时的感受艾晓明记得清清楚楚：“里面就好像我变成了这个事情的幕后黑手一样，‘所谓的维权人士艾晓明’，我心想你们就是这样欺骗中央的。”

黄海涛记得，那段时间不时有“警察要进学校来抓老师了”的传言，他觉得自己有点像待在风暴平静中心附近，艾晓明该上课就上课，该指导就指导。这件事终究没有发生。

成为国家的敌人，成为人权奖得主

如果说那份文件不能说明什么，接下来几年里，艾晓明原本自由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地被学校领导谈话、干预，甚至异地阻拦，她才渐渐意识到，自己是被“盯上”的人了。尤其在第一批签署《零八宪章》以后，各种压制骤增，艾晓明隐约知道自己又回到了“黑五类”的行列。

2010年春，谭作人被宣判后不久，艾晓明欲出境香港被海关拦截。她问警察到底为什么不让她出境，警察叫她回去看《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条。

她回去看了，第八条规定着不得出境的情形：“国务院有关主管机关认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她也成了国家的敌人。

遭限制出境后，艾晓明给系主任写信声明不再参加共产党的任何活动，不久后她被通知已被作“自行脱党”处理，据说是在党支部会议上举手通过的。

成为“异己”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学校不再允许她开设课程，她在首都师范大学的讲座被闯入者直接关电脑拔线，在复旦大学、汕头大学的讲座被要求取消……作为一个教授，她被赶下了讲坛；一些独立影展出于谨慎不再放映她的片子，坚持邀请她的影展被警方施压险遭流产，她在民间的放映活动被警方现场关停……作为纪录片工作者，她被剥夺了观众。

但就在这段幽暗的时间里，艾晓明收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她被授予了西蒙·波伏娃奖——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为性别平等及人权的捍卫者所设立的奖项。艾晓明在她的获奖感言里写道：“我是多么喜欢这个大奖啊，在寒流滚滚的冰封季节，一朵五月之花从天而降，它带给我久违的尊敬、友好的祝福、遥远的注视和西蒙．波伏娃的理想之光。”

“哭有什么用？豁出去就是惟一的出路。”

2013年，艾晓明的最后一名博士生答辩通过，她正式告别教职，离开了广州热闹的女权和民主运动圈子，回到武汉家中，除了拍片很少出门。

“以前是团队的感觉，现在是一个人的感觉， ”但这不代表她会不问世事、独善其身。

那年夏天，女权人士叶海燕不忿于当年海南万宁的“校长带小学生开房事件”，在该校门口举牌“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引发网友一人一照片效仿。但随即叶海燕在广西博白开设的性工作者权利机构遭不明人员捣毁，她的家被闯入，举刀作势自卫的叶海燕被警方拘留。

听闻这件事，艾晓明感到激愤，她想要用一种强烈的方式表达她的抗议和对叶海燕的支持。她最终决定“用叶海燕的方式声援叶海燕”：裸露乳房，手持大铁剪刀，在胸前写着“开房找我，放过叶海燕”，拍照，上传网络。

为她拍下这张照片的是知名的人权捍卫者曾金燕，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曾金燕当时正在撰写有关艾晓明的社会行动的博士论文，在艾晓明家中与她一起生活工作是田野调查的一部分。曾金燕后来专门在一篇论文中探讨了艾晓明的这次行动：“身为一名退休教授，她平时把大量时间都花在照顾年老父亲上，根本不具备足以对当局构成威胁的强大社会、组织资源或财力。尽管如此，艾晓明还是不时受到来自当局的软禁及其它行动、言论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她的身体就首当其冲地成为她的社交介质。在网络空间，她创立了一个颠覆自我的新形像。”

这张刺激的照片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相比于推特上一面倒的赞许，墙内平台上则众说纷纭，有人说她想炒作，有人说她下垂的乳房难看，有人说一个女教授应该端庄而不是裸露。

艾晓明在几天后做出了自己的正式回应：“在这一刻，我的身体，什么暴露不得的乳房啊，隐私啊，在如此巨大的恶势力以及如此普遍的悲剧面前，根本无足轻重。”她说，“当人们说，看到这张照片，我流泪了；我希望他们的眼泪是为那些被侮辱和损害的孩子们流的，是为那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家长们流的；唯独不是为我流的。哭有什么用？像叶海燕一样豁出去！这就是惟一的出路。”

被释放后的叶海燕看到照片感动不已：“我一直对艾老师就是自己人的感觉。”艾晓明自己说起这件事却轻描淡写：“看的人可能觉得是件很大的事似的，对于做的人就是几分钟的事。”

2014年“3.7女权五姐妹案”期间，已经较少公开发声的艾晓明，不仅撰文声援，对各种采访也来者不拒。当有居于国外的资深女权学者号召“老女权”们一起去“投案自首”，艾晓明是第一个响应者，“集体投案”的计划虽然后因鲜有其他学者加入而作罢，但艾晓明还是打算若“五姐妹”被正式逮捕，她就自己到北京“投案”。所幸“女权五姐妹”刑拘期满未被批准逮捕。

“出来之后看到艾老师的声援文章，每看一次我都会有眼泪湿湿的感觉，”“五姐妹”之一的郑楚然说，“我是一个行动者，艾老师也是一个行动者，她的说的话和她做的事经常给我们提醒和榜样。”

“艾老师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她比绝大多数体制内自由派学者都走得更远更彻底，”异议知识分子野渡说。但艾晓明自己认为：别人看来可能是断裂性多于连续性，我觉得自己是连续性多于断裂性。学生黄海涛也说艾晓明给他的印象是“一以贯之”。

早年的“黑五类”经历让艾晓明对歧视和压迫无法视而不见，昆德拉的文字最早帮她固定了对极权的反感，女权主义为她提供了思考弱势议题的理论框架，并促发她的行动基因，纪录片则最终给了她承载这一切的容器，加上时代偶尔推波助澜……一步一步，顺理成章，她走到了这么远。

夹边沟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有关运动和抗争的故事

“在我的祖国只有你还没有读过我的诗只有你未曾爱过我当你知道我葬身何处请选择最美丽的春天走最光明的道路来向我认错 ……”

2014年清明节的后一天，在经历了重重阻截之后，艾晓明终于第一次到达了夹边沟林场门口，还是被两排穿着迷彩服临时站岗的人给拦住了。她对着这些面无表情、正视前方的年轻人，以及直直地向前延伸她确无法踏足的干燥土路，在这场无法完成的祭奠中，朗诵了俞心樵的这首《墓志铭》。

剪片子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没有把自己念诗这段剪进去。“一部纪录片能做的很少，”她说，随着身边的运动者一个个被打压，也随着她自身的边缘化，越到后来，她就越倾向于把自己放在镜头之外，留给观众更多认知和思考的空间。

但她强调夹边沟的故事并不是“合上了的历史”，与她过去的纪录片一脉相承，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有关运动和抗争的故事，右派老人们在种种压力和破坏之下要拾骨、建碑、讲述，“是对记忆的守护、是记忆和反记忆的斗争”。

《夹边沟祭事》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它与右派老人们合作发出拷问：我们要怎么理解那个时代，我们要怎么面对那个时代？“实际上是关于中国的极权灾难、极权制度之下的群体灭绝的一个缩影。我们今天怎么看、要不要知道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否则，就没有是非，所有其他是谈不上的，”艾晓明说，“那么那个时代完全有可能重来，而且已经在重来，或者说，那个时代从来都没有结束。”

艾晓明知道这个议题的份量，她经常想到被抄家，连做梦都是抄家、艰难收集的素材都被抄走了，“我要把它做完，做完了放到安全的地方，”她说自己现在最大的顾虑就是老人家，其他的没什么，“我们就活这几十年，要是老想着他们在后面盯着，就白活了。”

“困兽犹斗”，艾晓明反复用这个词形容现在的自己：“就是被围困的野兽依然还在战斗状态。我觉得自己也被年龄体力围困，也被政治压力围困，也被家庭的义务围困。”

“但真正吸引我的是人，是人们的生活和故事。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未知的世界。我非常感恩人们对我敞开了他们的痛苦和追忆，使得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有一种交汇，也让我们理想的事物在某种人生状态中相融，”艾晓明说着她“犹斗”的动力：

“就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的，我们无法讲和地狱斗争，我们已经在地狱里了，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分清楚哪些东西属于地狱，哪些东西不属于，尽量让那些不属于的东西存活下来。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我们尽量分辨。比如在这个纪录片里，就有一些东西不属于地狱：坚持这种记忆、坚持这些牺牲是无辜的、这些苦难是不应该的。这种微弱的坚持，就是不属于地狱的东西，那如果一个新的社会要长成，必须是让这种微弱的坚持幸存下来。”

艾晓明谈《夹边沟》：我希望让你设身处地，再思考要不要否定

努力了四次，艾晓明才走进夹边沟，在近20个月的拍摄中，她如何用影像连结濒临消亡的记忆和压抑反思的当下？
特约撰稿人赵思乐

1957年中国大陆“反右运动”的60年后，2017年2月25日，香港，中国知名纪录片导演艾晓明的最新作品《夹边沟祭事》首次公开放映。

这部长达六个多小时的纪录片，讲述了1957到1960年在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发生的故事：2000多名右派在荒漠、戈壁中被强制劳动，饥寒交迫，只有数百人因为偶然机会幸存。艾晓明强调，“夹边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故事，也是一个当下的故事——它的伤害延续到当下，围绕它的抗争延续到当下；而我们对夹边沟惨案的反思也将影响未来。

在本篇访谈节选中，艾晓明谈到《夹边沟祭事》制作前后内外的故事，以及作为纪录片导演，她如何将对历史与当下、对记忆与遗忘、对极权与人性的思考，寄寓于拍摄和制作之中。

问：过去你的纪录片作品一般跟维权抗争运动相关，这次为什么会做“夹边沟”这个历史题材的纪录片？

艾：这可以说是意外促成的。2014年清明前，我到甘肃敦煌旅游，计划中也包括顺便去夹边沟看看。3月底我到了天水，那里的右派老人说起清明节要去夹边沟纪念，还说起他们建了纪念碑，但是碑被砸了。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线索，这里出现了一个冲突，这个冲突是我非常关注的。近年来各地开始出现有关过去悲剧事件的纪念碑，碑是一个记忆，纪录片也是一个记忆。砸碑的事情，天理不容。地方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做？但我没有想到要拍片，因为文字和影像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关于夹边沟的叙述。

4月4号，我到明水见到参与祭奠的五七老人（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老人），还有夹边沟遇难者的子女，还有兰州的右派难友、具体负责建碑事宜的张遂卿先生。张先生事先告诉了大家有关清明祭奠的消息，结果我们一到酒泉，维稳干部就出现了，警察也可能早就把老张盯住了。

我们把东西放在宾馆方面就租车去夹边沟，维稳干部跟着拽着说不能去。我们没理睬，招了一个出租车就走了。但是他们根据车牌号通知了出租车行，车行不停地打电话要司机返回。后来我们还是往里去，但路上早就设了岗，说什么军事演练，不让去。这个情形出现在（纪录片）第二集的开头。

第二天我们又叫了一个车，先去看了石料场里被砸的碑，然后去到接近夹边沟的路口，前一天设的岗已经撤除，我们以为可以进去，结果到夹边沟林场大门口，那里又设了岗，两排穿迷彩服的人站在那里。

这个情形后来成为本片第一集的开头，由此拉开夹边沟祭事的序幕。观众也就和我们一起进入到冲突中，这是一个当下的冲突：有关记忆和禁忌。但当时我还没有把握，不知道是否有充分的人脉线索可以支持完成这个作品。

问：后来怎样终于进到夹边沟里面的呢？

艾：五月份我又去了一趟。先到兰州，再到酒泉。事先我约了协助老人们建碑的师傅，他是夹边沟移民，他了解建碑过程，曾负责这个工程。

清早六点，我和一位志愿者朋友从酒泉下车，约好的师傅没来。我隐约觉得有车跟我。后来我告诉师傅说我们到了一个牛肉面馆。师傅来了，和我们一起坐下来吃面，用眼睛扫了一下，意思是“他们”在旁边。他说，今天你不能去，他们准备好了不让你们去；说是上面昨天就给他电话了，他不能陪我们。我就说我们不去夹边沟。他和监控他的人就先离开了。

我们转道去了高台明水拍外景，当天傍晚回到酒泉，立即叫了出租车去夹边沟。但司机不知道地方，我们在新添墩当地老百姓的坟场转到天黑，也没有找到右派坟场——其实它就在不远处。

第二天清早，打个车再去。这次进到了峁家山风口，找到了那个右派坟场。沙地里还能看见当年埋人的破棉絮，遇难者的衣服也还在。我和我的朋友从坡底一直走到山坡上。四周的人很容易发现右派坟场有人，也没处躲。我们在那里大概逗留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两个人阻拦我们。

我不想发生冲突，我们就两个人。要是录像带被拿走了，这一趟就白跑了。看见有人来，我就把摄像机给了我的志愿者朋友，我说你开机，对着人拍，随便拍什么。

那两个人盘问我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说这里不能录像。我说不能录我们就回去。他们说，那你们不能走，我们要打电话给区里……他说的地方话我也不太懂，反正意思是打电话给区里的国保。我们就被滞留在那里，一旁是被挖掘破坏的夹边沟纪念碑遗址。我老想把录像带藏起来，但其中一位女士就跟着我，说去方便也要跟着，就没什么地方可藏。他们把我们扣了大概几十分钟，就让我们走了。

这样我第一次拍到了夹边沟右派坟场里面的状态，努力了四次，第四次才进到了夹边沟里面。

问：为了拍这部片子你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呢，比如去过多少次？

艾：去了多少次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我是从2014年4月4号开拍，大概一到两个月会去一次。到现在，一年半都过去了。

这个作品要有足够的视听元素才像纪录片，不然就像访谈。从纪录片的性质来说，我更关注故事及如何讲述。包括到外景地，重现大漠戈壁的生活环境。我希望观众有设身处地之感，然后才去想：我们要不要否定那个时代。

比如说风的声音，50多年过去，现在一些地方造林多年，周边大片农田，已经听不到原始的风声了。特别强大的风沙声音，我是跑了很远的路，去了未被开发的沙漠地带，特别是在荒岭高处才录到。我觉得，这种风声和他们讲的风沙之夜吻合。

比如零下三十七八度跳进雪里，很难呈现。但是多少要让观众看到冰雪，所以我春夏秋冬都去过。

片子里人物提到的地名我尽量去。比和凤鸣教授讲她去明水寻亲，那一条路我们重走了一遍。从她启程的农场到柳园车站，再到明水河老火车站下车。从那里去明水滩。我大致走了两遍。我希望人们在片中看到杨继绳先生讲到的情形，劳教绝不会送你去好地方。从河西走廊往敦煌，再到新疆、青海，戈壁荒漠何止一个夹边沟劳教遗址，又有多少英灵含冤死去！

片中九十高龄的李景沆教授至今依然在追问：没有水源，没有种子，没有工具，把两千多人送到荒野里去干什么？进一步追问下去，我心颤栗：夹边沟惨案难道不是群体灭绝吗？谁之罪？这难道是天问吗？

问：我们看片子的过程中，感觉有几个场景是难以接受的，比方说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人被惩罚得不到食物，整夜哀嚎，有人说他的声音像鬼在叫。

艾：第二天他们发现那个人趴在沙堆上死了，嘴里还有没吃完的大便。我想他可能精神失常了。在极度饥饿里，也许他出现了幻觉，在地上抓起大便，把它当成食物了。

这仅仅是我的推理，其实我的经验对此无法解释。在完全非人的对待下，人们可以比动物相争更残酷。我采访的一位管教干部的孩子，他说他去看爸爸。爸爸就让犯人给他们去河里捞鱼。他们吃完鱼，犯人问，那个鱼刺你们还吃吗？他们不要的鱼刺，犯人就捡去吃。

现在连吃剩饭我们都不能理解，但是你想，劳教犯人会吃别人吐下的东西。在极度饥饿或接近死亡时，人的味觉嗅觉可能都改变了，我们无法以常理论之。我和一些年轻朋友一起看片子，有时也会问：到时候把我们几个人关在一起，饿极了会不会互相吃，结论是肯定的。

问：那个时代里的人有反抗的可能吗？

艾：从片中可以了解到，当时被划为异类的远不止知识分子。劳教者中有工商业者，曾积极参与公私合营，结果被划资本家遭到清洗。甚至有管教干部，因为发言涉及家乡饥馑，被遣送夹边沟。还有整风小组领导者，因积极带头，祸及自身。又有同情右派者，或者在工程技术上坚持标准者，还有不说话者，因为凑数被划进去。夹边沟劳教者中很多人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转业军人，还有支援大西北的年轻干部……

为了维持基本生存，很多人放弃了理想和立场。在极权体制下，人们失去了获得生活资源的自由。计划经济控制了市场，离开单位、户籍，个人无法得到粮油配给。如此，其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都被权力掌控了，再加上政治打压，反抗的可能微乎其微。

我对各位劳教幸存者都请教了这个问题：有没有反抗的可能性？影片呈现了他们的回答。人们都挣扎在基本的生存线上，大多数人的日常焦虑是今天能不能吃到一个馒头。

与之相关的是也没有体力反抗，片中人说，十七八岁的人站都站不起来，还怎么去反抗？反抗不了。进一步的后果是内心麻木，这是劳教者的普遍状态：“前面一片黑”，还想什么人类、什么反抗？

听他们这些讲述，我相信观众会思考：这个社会怎么可以是这样的？怎么可以让人们回到动物性的穴居时代？甚至在最绝望时，提前挖一个坑准备好把自己埋掉。这样的时代值得美化吗？

问：现在这些幸存者说起夹边沟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艾：各有不同。有的人进入状态，有的人保持距离。比如有时人们会以第二人称“你”来讲述当时自己的经历，仿佛事不关己。那时的处境太极端，连当事人也需要用第二人称来建立距离，把自己摘出来，以便平静地讲下去。

我也遇到这样的人，父亲在夹边沟遇难，为了当下的安宁，他们谢绝了我的采访。我理解他们的心情，主要是担心接受采访会影响到自己的晚年生活，特别是会对孩子不利。这种情形让我感觉到，无论他们现在的生活如何好，过去的创伤都没有愈合。当他们说“我不反党，我爱党”时，我看到的却是恐惧。既如此，谁能说那个时代已经远去？

但在片子里也有很多老人，他们勇敢而坚定地讲述过去。尽管也有恐惧，有自我审查，但理性判断帮助他们承担了这份讲述的责任。

我景仰老人们的勇气，也理解人们对安全的基本需要。在纪录片里说话，在目前的社会处境中发言，这和到法庭举证有类似之处。我们必须征得讲者同意，不能把人带到他不愿意承担的风险里。任何受访者都不应该因为讲出真相而被追究，受骚扰。我没有能力保护老人们不受伤害，但是，回避苦难却是对所有人最大的伤害。这些，片中人讲得很充分了。

我能接触到的幸存者，堪称最后的夹边沟人（惨案亲历者）了。他们能替死者说话吗？也许能。但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只能说，大量的故事已经永远消失了。

问：在拍摄过程中你跟这些幸存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艾：我们是合作者，他们中不少人有强烈的愿望，要守护记忆，他们都支持建纪念碑。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压力，五七叙事和当代大量的苦难叙事一样，在夹缝中生长，十分艰难。对于年轻一代，也相当隔膜。

我的主要合作者张遂卿先生起到很大作用，他作为建碑人，一直在寻找幸存者、夹边沟遇难者的亲属。尽管有了很多文字记录，他依然不弃不舍地寻找进一步的证据。这种守护和坚持太了不起了，他也承受了很多压力。我相信观众从他和片中人那里，已经看到了一座纪念碑的诞生。

动物都有记忆，何况人。然而未经呈现的记忆无关公共利益，也不能成为社会共识。在纪录片里的讲述是人们整理个人所经历的社会史，并使其清晰化的过程。而一旦清晰起来，记忆的对抗性也随之呈现。

但纪录片高度理论化也不太适合，那就没有故事了。我更关注的是人们的生活，他们怎么经历这一切？如何在绝境中求生？做纪录片是跟人的生命故事打交道，我更关注这个。而生命的经验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特别有魅力。

例如对于死者，很多家庭都有后人返回夹边沟、明水，凭吊长辈；但能够把遗骨带回家者很少。难得的是在天水采访到一位老妈妈，她往返一千多公里，千辛万苦迁丧，居然做到了。又有母亲带着四个孩子，为了生存只得改嫁。就是在城市里工作的医生，也是靠卖血才得到路费去探视丈夫。

问：这个片子是你拍过最长的，而且也是你第一次尝试历史题材？你拍的夹边沟故事跟已有的叙述有什么不同？

艾：是。我没考虑过要拍这么长，没计划过。后来剪辑时觉得有很多人的讲述太宝贵，干脆不考虑片长。先把内容做出来，再想是否合适。

这也许跟做研究的经历有关。我们写文章、做研究首先要找一个问题，正是因为问题是那么重要，我才觉得要拍、要找这个答案。我们必须分清是非，才能建立当下的文化态度和政治立场，如果我们没有是非，谈不上其他，没有建设性可言。

大量的人会认为夹边沟不是一个新故事，但我觉得夹边沟当下的遭遇还没有影像跟进，而这个事件有代表性，象征着夹边沟事件的当下处境：抹除真相，打压言论自由，摧毁记忆——这些都是当下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过去的悲剧？这个时代怎么看毛泽东时代？要不要守护我们有关历史悲剧的记忆，我认为关系到当下中国向何处去。

另一个，这部纪录片包括了从未被讲述的故事，即夹边沟亲历者后代的回忆。这也许来自我作为女性作者的视角。当一个家庭的主要支撑者被遣送劳教后，他的妻子儿女怎么办？她们经历了什么，亲情如何维系？这是夹边沟故事里很重要的部分。

第三个，我没有孤立地讲夹边沟农场，而是和其他劳教农场的故事关联起来了。影片中也呈现了如蘑菇滩农场、赤金农场、丁家坝农场、饮马农场等劳教遗址。

接受我采访的一位老人当时在赤金农场，他讲到人的濒死状态。我将其讲述插入其中。我觉得这些生命经验对夹边沟故事是重要佐证，很多经验是共通的。何况，如果不是这部纪录片，这位老人的讲述就无法进入影像记忆，所以我没有给自己设限。

问：这一次在呈现方式上你有什么比较新的经验或尝试？

艾：我觉得第一个，纪录片必须提供新的视听证据。有关夹边沟的故事，一方面要找到人证物证，去证明它是真实发生过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发明证据，必须找到当事人。结果我发现，很多惨案的证据在民间。人证俱在。我们的工作是去收集和保存，将它存入公共记忆。

我在天水看到一个家庭保存了他父亲的来信原件和明信片，真是非常感动。这就是视觉证据，它的证据效力也是文字转述做不到的。影片中还采用了很多家庭保存的老照片，照片上的音容笑貌揭示了被政治斗争所毁灭的生命形态，右派、劳教者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以感知和交流的生命形象。

影片中也采集了新的影像证据，比如在过去的劳教农场遗址，作为场部的建筑都有一个三角屋顶，上面有一个五角星。劳教人员住过的老房子、农场所在地的地貌，很多都是去农场实拍的。此外也请幸存者辨认，找到跟当时的状态相似的外景地，由当事人对观众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挖个洞，住在里面”。

影片里故事的跨度不限于反右到夹边沟农场解散那三、四年，从夹边沟回到原单位，这些劳教者后来的遭遇、子女的故事以及获得改正的结果，也包括在纪录片里了。我最后决定将片名从“生死夹边沟”改为“夹边沟祭事”（这是拍摄的初衷，也是初剪的片名），因为这才是焦点所在。是的，影片寻找生前，聚焦死后，追问为什么我们要祭奠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