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新疆镇压：中共党国如何治疆？（全）

时间：2021-11-12 来源：ASPI 作者：许秀中雷国俊达莉娅条评论

在中国其他地区，政法委通常是一个没有实际办事能力的协调性机构。 [141] 但在新疆的运动中，政法委直接令基层进行了数百万个调查。

在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政法委管理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将186万9310名使用过“快牙”的维吾尔人标记出来。 [142] 这个庞大的数据可能包括了阿纳依提·阿不力孜。他2017年第一次被拘留就是因为使用该软件。

政法委通过一个强大的新机构——反恐维稳指挥部来运行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ASPI在本报告中对这个指挥部首次作出报道。 [143] 新疆自治区级反恐维稳指挥部成立于2016年9月， [144] 隶属于政法委。它拥有协调统领党、政府、军队、公安、民兵和群众各方面安全工作的强大能力。 [145] 随后，自治区以下的行政单位也设立了维稳指挥部。 [146]
图13：图解政法委、维稳指挥部、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三位一体”机制和再教育营之间的关系。

来源: ASPI

ASPI的研究人员发现，维吾尔人占多数的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 [147] 在2017年后建造了两个新的拘留设施， [148] 同时，当地政法委下属的维稳指挥部在2018年雇佣了370名工作人员。他们工作时身着军装， [149] 其中有31名员工在所谓“教培中心调度室”工作。 [150] 巴音郭楞和乌鲁木齐的预算文件显示，当地的政法委还负责网格化管理的技术操作。 [151]

信息不只从政法委到“三位一体”机制单向传播。基层官员也会把日常检查和调查中收集的信息反馈给一体化作战平台。 [152] 当局把在押或被拘留过的人称为“三类人员”， [153] 被认为和他们有联系的人的信息和行动轨迹都会被录入到系统里，并定期更新，就像阿纳依提·阿布力孜的家人一样。 [154]

官员们也通过一体化作战平台进行交流。 [155] 在这个平台上，他们会获得绩效评分并被分配任务。2019年，王松莲（Maya Wang）和她的团队对一体化作战平台进行了“逆向工程”研究，并将该平台称为一个“系统的系统”。 [156] 除了基层社区外，一体化作战平台还从加油站、街上的警察关卡和学校吸取数据。

这种关键技术能力给了新疆政法委官员巨大的、不受约束的权力。然而，政法委之所以成为新疆镇压的中心，技术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政法委本身就是运动式治理的产物，也是中国官僚体系内在灵活性的证明。 [157]

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政法委就像一个政治动员和动荡的晴雨表。政法委在1958年大跃进的顶峰期成立， [158] 当时拥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而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诱因。 [159]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动荡之后，政法委退居二线，并在1988年被解散。但在天安门事件后，政法委在1990年被重启。 [160] 许多学者认为，政法委的存在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之间并不存在有意义的切割。 [161]

自2002年周永康成为中央政法委书记后，“维稳”耗资巨大、呈现产业化的迹象，周本人也被称为中国的“维稳沙皇”。 [162] 习近平上台后，周永康于2013年落马，此后政法委在中央和地方的地位和影响力均受到削减。 [163] 为了肃清周永康时期留下的“余毒”，习近平于2020年在政法系统内部展开了另一次清洗，以确保政法体系的绝对忠诚。 [164]

虽然政法委在中国其他地区被认为有所衰落，但新疆政法委近年来的知名度和政治影响力却在上升，职能也在扩大。 [165] 这一趋势与以往的大型政治运动的模式是一致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另一个可能导致了政法委在新疆地位突出的因素：前新疆政法委书记朱海仑。朱被一些记者认为是再教育营的设计师， [166] 并早在2010年就提出了一个名为“大政法委”的治理模式。

朱海仑于2006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新疆政法委书记。 [167] 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朱接替了被免职的栗智，成为新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为了恢复秩序，朱提出了“大政法委”的概念， [168] 以求革新维稳工作，具体方法包括加强情报搜集、提高各警卫机构间的协调，以及基层动员。 [169]

更重要的是，“大政法委”也标志着乌鲁木齐对网格化管理和“三位一体”机制的早期实践。2010年，“大政法委”在乌鲁木齐的四个中心区搞试点，其中就包括阿布力孜一家居住的水磨沟区。试点一年后，乌市新增了16900个监控摄像头、16个居委会和八个派出所，每个居委会的开支和工作人员是原来的三倍多。 [170]

在陈全国上任后，朱海仑于2016年11月复任新疆政法委书记。第二年，他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工作的意见》，该文件后来被泄露给“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171]
第五章：把法律变成武器

在政法委的领导下，新疆的政法系统推动了两场运动中最具压迫性的政策，包括法外拘留体系和正式的监禁制度。据估计，这两种制度分别拘留了数十万人，而且往往未经过正当程序。 [172]

与过去的“运动式执法”类似， [173] 在新疆的运动中，执法决定往往仓促、严厉又任意。为了满足运动的需要，高级官员颁布了与现存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新规。在基层，官员则公开夸耀不按法律规定行事，并获得高级官员和国家媒体的支持。各级官员被要求向党宣誓效忠，保持“政治坚定”。
图14：2017年，新疆监狱系统的官员集体宣誓对党忠诚。

来源：新疆监狱系统广大党员干部集体发声亮剑 / 新疆监狱管理局 2017年6月10日（链接）

2014年，在反恐运动开始几天后，新疆高级警官马飞写道：

“对辖区最不放心的极端宗教分子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送到最放心的地方去——看守所，请别给我谈什么犯罪的构成要件，要件成立了，人头就落地了。打击极端宗教宁可过激不可放纵……” [174]

马飞的话后来被国家媒体和一家知名的智库报道。 [175] , [176]

同年，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将把审判工作与揭批工作相结合，开始召开公判大会。 [177] 如本报告第二章所述，公判大会是一种政治表演，在当代中国已被取缔并受到广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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